多年以来，我与剪子、糨糊为伴，说句大话，对于编辑工作是略有所知。但清夜自思，申报自己的身分，至少是愿意，说是“读者”。舍彼取此，原因之一是时间更长，难于割舍；之二是，自知所知有限，应该学而时习之，戴一顶读者的帽子最为合适。读者，兼编辑之差，于是，说是职业病也好，关于书就不免有些意见。甚至不是有些，而是很多。就性质说，有分量重的，如认为有的著作缺点过多或过大，那就有不如无；有分量轻的，如有的书附有四角号码索引，却没有汉字的四角号码表，这是假定用此书的人都是熟悉四角号码的，为什么不实际些，假定有不少人不熟悉四角号码呢？重重轻轻，不是一言难尽，是万言难尽。必须量体裁衣，只说一时想到并且想说的，这是：为较多的读者着想，有的书，如大藏经，不必出版；有的书，如《越缦堂日记》，应该出版排印本。以下说说这样想的理由。

大藏经，由北宋的开宝藏起，连日本的大正藏算在内，共刻印了十几次。单由数目方面看，像是比《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更受重视，我为什么说不必再来一次？理由只是一项，是，现在已是出门坐汽车、入门看电视的时代，纵使还有信上弟子，发弘愿真就去“阅藏”的，总当很少了吧？绝大多数读者不需要，而印，即使可以换来好大喜功之名兼国内外收藏单位（包括少数个人）之钱，终归是浪费，至少是缓急倒置。什么急？也是万言难尽，只好暂且放下。

转而说《越缦堂日记》。先要声明，不是说它应该排在最急之列，而是算作举例，说像这样的书，就无妨费些力整理出版。有的人会问：“单举这一种而不举其他，是不是你有偏爱？”我不隐瞒自己的私见，是有偏爱。干脆就说偏爱。我觉得，至少在清朝晚期，学问高下不好说，以辞章而论，当推这部日记的作者李慈铭为第一位。这位先生著作的路子相当怪。有诗集、词集和骈文集，都像是附庸，堪称中原大国的却是这部日记。能够蔚为大国，是因为无所不包：有常例之内的，是身体的活动和心情的活动；还有常例之外的，是学业的活动，或说读书心得。这后一部分，昔年由云龙曾辑为《越缦堂读书记》，治旧所谓国学的人都应该看看。还是说我的偏爱，现在还有不少人亲近文言，那就撇开其他不管，专为欣赏辞章，或进一步兼学辞章，就应该通读勤读这部日记，不只是其中一部分的读书记。为了偏爱不孤军作战，请已故邓之诚先生来助阵。他的《骨董琐记》卷七《黄花衖》条说：

李莼客移居黄花衖日记云：“夜偕姬人，自西郭移居锦麟桥下黄花衖。小舟一灯，破箧数卷。主人之面，瘦如削瓜；侍姬之鬟，乱于历棵。倚身一襆，入霉欲斑；传家片毡，与蠹俱徙。病仆伛背，佣婢出胸。庚横箬柴，丁倒盆盎。折足之几，半挂积尘；缺耳之铛，尚余焦饭。风吹帷而皆裂，月穿箓而悉空。君子固穷，道旁皆叹。”寥寥数十语，赋物写景，历历如绘，读之令人失笑。(www.daowen.com)

邓先生的褒奖语之外，还可以补充两点：一，这是晚间随手写的，而也是骈四俪六，就是徐公孝穆复生，也当点头称叹吧？二，文人相轻，自嘲的作品罕见，物以稀为贵，也就值得反复吟诵了。

而说起吟诵，困难就来了，因为流传的只有手写的影印本七十二册《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1920年北京浙江公会印；《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1935年商务印书馆印；《郇学斋日记》九册，北京燕山出版社印。手写影印，有优点，是可以兼玩古董。遗憾的是还有另一面，缺点，而且不少。最大的一宗是难认，因为不只用繁体，而且多有非楷体，还有不少古体，前两种，朱颜的人会感到困难，后一种，多数苍颜的人也会叫苦吧？其次还有难找。再其次还有太贵，以后印的九册价一百八十元为准，买七十二册，穷老九就非绝食年余不可。所以为这样的穷老九设想，最好是能出版时下通行字体的排印本。

这显然不如影印省力，因为不少字要变体。变，有的容易，如繁体变简体；有的不容易，如罕见的古体字，何况手写，有些字会笔画不清晰，甚至有笔误。这样，七十二册，想变成时下通用字一清如水的排印本，就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而说起人，又必须是熟悉古典的，就是现在，也不多了吧？所以如果有此方便读者的弘愿，就要赶快下手。而很可惜，这变字体的工作却快不了。这情况不能不反映到算盘上，是投资很多而获利很少，甚至还要赔钱，谁肯干这样的傻事？其实，也许为读者着想就是傻事。写到此，想起鲁迅先生曾经著文歌颂傻子，缩小到只说像《越缦堂日记》这样的书，就不会有出版机构甘心充当傻子吗？甘心是愿者上钩的事；至于读者，就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