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偶然翻看一本书，眼先碰到印此书的缘起，字用繁体，其中提到山东省的一个县名，“范县”，误为“範县”，子曰诗云的“诗云”，误为“诗雲”。不知道这错误是来自电脑还是来自人脑，总之都因为前些年有那么一场，把模範的“範”简化为“范”，把风雲的“雲”简化为“云”。想不到其后还会有一场，如耳边常响的落实政策，摘帽，官复原职，不熟悉字体的人难免神经衰弱，看见有繁体对应的字形就以为应该落实政策，弃简从繁，于是山东就出了个範县，诗不只能云，而且能雲。还有更稀奇的，以“后”为例，我不只见过“皇天後土”，还见过“王皇後”。

错了，应该完全由神经衰弱的人负责吗？神经衰弱的人可以声辩，如果没有前些年简化的一场，他就不会神经衰弱，也就不会错。那么，是简化的大举错了吗？也不能这样说，比如“興”简化为“兴”，“點”简化为“点”，写，省时省力不少，连我这老朽也举双手赞成。简化，若干字，有不少有利无弊，有些复繁时惹来麻烦，也一分为二，何以故？故就在于兼差与否，或者说，麻烦就来于，简化之时，笔画减少考虑得多，表意确切考虑得少。

为表意确切，不致生疑，理想的办法是一字表一义，不兼差。但这就不能不大量增加字数，也许十倍于《康熙字典》也不够吧？人之性，总是得过且过、得懒且懒的，所以早年造字，虽然也重视分工，但造了一些就腻了，转而投靠兼差。这只要翻翻字典就可以知道，是一词多义的现象遍地皆是，一词一义的比凤毛麟角还少。兼差有多种情况，比如分为轻、中、重三等：“鼓”兼“钟鼓乐之”和“鼓瑟吹笙”是轻的；“子”兼“子女玉帛”和“孟子见梁惠王”是中的；“说”兼“触詟说赵太后”和“不亦说（悦）乎”是重的。兼差，很少时候会出现可担任此差、可担任彼差的情况，如没有上下文的“池鱼”，这“池”就既可能指水塘，又可能指护城河。会有疑义不好，也就是兼差不好。但对于往昔，也就只好接受。理由有事理的，是一词一义，字太多，必成为更难承担的重负。理由还有历史的，几千年来，只有李斯整理过一次文字，所有的文字及其用法都来于约定俗成，定了，成了，我们也就只能仍旧贯，其中重要的一项是承认兼差。比喻说，兼差是有副作用的药，前人制的，我们只好吃。如果我们自己制，就应该尽力清除副作用。转为说文字，制定新的写法和用法，应该重视兼差的副作用，可避免则避免，以期不增加新的麻烦。

前些年的简化工作，我的看法，是大胆有余，细心不足，就是说，少数地方，眼多看合的省力，而没有多注意分的益处。也举轻、中、重三等为例。轻的如“幹”和“乾”都并入“干”，“乾”本来就是兼“乾湿”和“乾坤”之差的，这回又与“幹”（与“干”音不同）合伙，就真成为大杂烩；也就容易引来混乱，恍惚记得，曾经有人把“乾隆”写作“干隆”。如“徵”并入“征”，“徵”本来也是兼差的，“徵召”用它，“宫商角徵羽”也用它，并入“征”，于是有时就看见“宫商角征羽”，常常看见“文征明”，总觉得别扭，尤其文徵明，是明朝人，怎么敢名为“征明”呢？我自己还遇见一次麻烦，是一本拙作发稿，其中用到“文献足征”，送来校样，见“足征”改为“足证”，显然是编辑先生或女士有成人之美的善意，觉得文献怎么“征”呢，所以大笔一挥，改为“证”。重的如“馀”并入“余”，就常常引来麻烦。比如一篇散文或杂文，只看见这样一行，“大年夜欢欢乐乐，尤其孩子他妈，因为年年有余”，你能断定这“余”是指作者还是指钞票吗？例还可以举个文献足征的，是某语文期刊登一篇文章，说陶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余悲”是倒装，应解为因怀念我而悲痛，他不知道，未简化的繁体字本都作“馀悲”，是不劳倒装的。出这笑话，简化时的未多考虑兼差总当负一部分责任吧？(www.daowen.com)

大量而且突出的麻烦出现在简体恢复为繁体那摇身一变的时候。我没学过电脑，不知道碰到“干”之类，它怎么能于“乾”和“幹”中选择一个，或坚守阵地而不改，如果电脑不成，只好还用上帝造的或达尔文解说的人脑。但人脑质量不同，单说这里需要的分别，有熟悉繁体的，有不熟悉繁体的，有通语文的，有半通甚至不通语文而只略识之无的。其结果就必是，有的人脑合用，有的人脑也如电脑，不合用，不合用而勉强用，就不免要出现“子曰诗雲”，甚至“王皇後”。想不出现这类错误，通繁体、通语文之外，有时还需要通某方面的专业知识。举我亲身经历的一事为例，我的一本拙作《禅外说禅》，台湾某出版单位想印繁体字本，问我，我说，排之后，印之前，一定要找个通佛学的人看看，不然，如一位著名的禅师洞山良价（曹洞宗的二创始人之一），很可能变为“洞山良價”，那就成大笑话了。

总而言之，简化时未回避兼差，引来一些麻烦，平时潜伏或半潜伏，到简复位为繁的时候就显露出来。怎么办？像放债一样，收回是太难了（新规定，用“余”有歧义，可仍用“馀”，是半吞半吐的收）。于是办法就只能在写作、编辑、出版一方面想，也没什么省力之法，不过是一，安排通人，二，慎重，细心看一遍，改“诗雲”为“诗云”，“王皇後”为“王皇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