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来有暇，其他不会，也少兴趣，就伸纸拿笔，写些乱七八糟的，短者成篇，长者成书，拿出去，幸而能变成铅字，就乐得换些小名小利，小名可以骄其妻子，小利可以到长街换回一两块烤白薯，这是雕虫小技的飘飘然一面。还有不飘飘然的一面，多而杂，只好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这一点是，有些字，我习惯如此写，不少编辑大人却改成如彼写，我见到不以为然却又相当难办。我写，有理由，推想编辑大人改也必有理由。他人有心，予“不能”忖度之，说我自己的。不敢有“从之者如归市”的奢望，只是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提出来说说，拿笔杆的，常用剪刀糨糊的，都不妨考虑考虑而已。字不只四个，只说常出现的四个。

一个是“作”，如作官、作媒之类，编辑大人常改为做官、做媒。这类地方，报刊、书本上用“做”，不少见。问题来自用“作”的也不少见。更大的同题来自，在同一本书中，或竟至在同一篇文章中，这里用“做”，那里用“作”。都不错，可是同一个人，笔下忽此忽彼，总不如始终如一吧？还是五十年代初，叶圣陶先生主持编中小学教材就发现这用字不统一的问题，主张应该统一。讨论后决定：一，表充当义用“作”；二，表动作义用“做”；旧习惯用法，如作文、自作自受之类仍用“作”。这决定中有我的意见，我当然应该也乐得遵照办理，所以直到现在，我仍是写“作官”，不写“做官”。有昔年的讨论和决定为依据，我觉得这样写不只不错，而且顺理成章，因而就认为，改为“做”的劳动是多余，又为了在我的拙作中异地同形，我常是也不惮烦，看校样时候再改回来。

再一个是“分”（fèn），如天分、本分、身分之类，编辑大人常改为天份、本份、身份。这改动有个比较有力的理由，是人人有、出门必带的那个硬小片片，上面印的是身份证，不是身分证。印的时候从繁不从简，是怎么考虑的，以及是否曾考虑，我不知道，不知为不知。单说我不勇于维新，在这类地方仍惯于写“分”，是有来由的。来由之一是三十年代以来，以北京普通话为根据的“分”和“份”的分工：读fèn用“分”，儿化（fenr）用“份”，如说分有应得，家产分为两份，哥哥一份，弟弟一份。这样的分工，“份”的负担轻，也清楚。改为让它兼“分”之差，自然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分”多负责惯了，有不少人就凭旧印象，认为它并没有下野，于是如我们所习见，在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中，就既有天分、本分，又有身份，总不能算作清晰合理吧？我怕乱，又没有改一切读去声的“分”为“份”的精力和勇气，所以暂仍旧贯。来由之二是关于表达，我一直认为也适用经济的原则，具体说是，两句能说明白，不用三句，四笔能写出来，不用五笔。根据这个原则，我反对说“顾及到”之类，因为“到”多余。同样，如果“分”和“份”的表义作用一样，何必自找麻烦多写两笔呢？

还有一个是“胡”，我习惯写胡涂、含胡、模胡，送来校样，发现常常改为糊涂、含糊、模糊。我以为这也大可不必，因为都是连绵字，以音表义（如胡涂旧文献也写胡突），可简就不必多写个“米”字。

最后再说个其中一个字有两种写法的成语，“莫名其妙”和“莫明其妙”，我常用“明”，编辑大人有时给改成“名”。莫名其妙是老字号，有的人信任老王麻子，视“明”为别字，本诸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就下笔改。可是莫明其妙像是也已经不是黄口小儿，《现代汉语词典》也给它个容身之地可证。是什么时候起积非成是的？可惜我们还没有牛津那样的历史大辞典。我的想法，在“名”大一统的时候，第一个写“明”的人是错了，但错得好，因为这样一来，如果用孔子正名的精神，让“名”的一个（知而说不出来，如《论语》的“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和“明”的一个（不知）分工，两种不同的意思就可以表达得泾渭分明。我们用它，经常表示不知的意思，近年来，我宁可冒被人视为写别字的危险，用“明”。如：

我的推测，后来才知道，其实并不对。——就在当时，也常常感到莫明其妙。

（《负暄续话》第75页）(www.daowen.com)

很少的时候，碰到适当机会，我也用“名”。如：

这篇（《牡丹亭》赞）怎么个好法，恕我这不才弟子说不上来，但可以说说印象，是如同读《庄子》的有些篇，总感到绝妙而莫名其妙。

（同上书第40页）

说句自我陶醉的话，这种看人下菜碟的用字办法，总会比坚守老王麻子，一“名”到底，清楚得多吧？因为有此私见，所以希望手拿剪刀糨糊兼有挥笔之权的，看到拙作中的“莫明其妙”，认知为表不知义，就高抬贵手，放过去吧。

以上说的这类地方，我希望编辑大人笔下留情，还有个原因，是积多次之经验，比如一本书稿，没有哪位，能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通常是前一部分严，碰到就下笔，改着改着腻了，或眼睛累了，头部以下就甚至视而不见。以“作官”为例，常常是，第一二章变的“做官”，以下若干章仍旧是“作官”，或“作官”和“做官”和平共处。恕我说句狂妄的话，这有如不合格的整容院，不动刀还好，动了刀就更难看。怎么办呢？承认适当的分工是个可行的路，可惜肯走这条路的人未必有很多，所以照应本题，还是不得不说几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