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是“诗三百”之诗，老字号，今日读，用语距离远，风土人情距离也不近，于是而有如何理解才合乎本然的问题。孔老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左传》一类书所记可以为证，冠冕的场合，夸夸其谈一阵之后，要引一两句诗，然后或明说或暗说，“此之谓也”，主客都欢喜赞叹。此之谓也，表示诗句本来就是这个意思。这推想的意思可能全合；也可能不全合，甚至全不合，成为断章取义。所有这类解释，借用训诂学的术语，是“本义”。还可以有“引申义”，如《论语·八佾》篇所记：“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就是这样。本义，引申义，复杂加深奥，于是得其确解就成为大不易。又于是而有“三家”，而有“传”“笺”“正义”，直到清朝还有人费力追求“原始”，追求“古微”。解释不同，都自诩为真正老王麻子，究竟孰是孰非？问题很复杂。大题不得不小作，这里只想从消极方面下手，说一种不足为训的，是为了宣讲教义的需要，就扔开语言表意的规律，不管当时的风土人情，随口来来。

事是由偶尔看一章诗的新解说引起的；而随口来来的风则是古已有之，如大名鼎鼎的毛诗序就是这样。以第一篇《关雎》为例，小序解其主旨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其下在大序的结尾还说：“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解释提到“后妃”“天下”“进贤”，这是表示与高高在上者有关，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真是这样吗？看原诗，不过是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怎么就会扯到后妃呢（其后注疏还扯到文王之化）？原因很简单，是适应政治需要，或说高高在上者愿意听这个，就有先意承志的文人乐得说这个。

古人往矣，可惜是这种风至今日而阴魂不散。最突出的是《伐檀》篇“彼君子兮，不素餐兮”两句的解释。有离奇和更离奇两种：离奇是理解为反语，比如誉之为有学问就等于讥为无知；更离奇是把春秋前的“素餐”解为六朝和尚说的“茹素”，于是不素餐就成为非肉不饱。这样，《伐檀》一篇就成为劳动人民对上层人物的痛骂。与宣讲的教义相合，执笔解释者就完成了任务；至于这篇诗以及这两句本来是什么意思，当然就可以丢开不管。

言归正传，说新近看到的对《豳风·七月》中一章的解释，也是只求合于宣讲的教义而不管原文。原诗是这样：(www.daowen.com)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

诗句，前面的大部分好讲，不过是青年女子春天到野外劳动，采桑采蘩，大概是为养蚕。问题在最后两句。旧解伤悲是春思，所以愿意与公子会合。这与今日宣讲的教义不合，劳动妇女怎么能没有阶级意识，甘心与公子同归呢？于是设计新解，在“殆”字上想了个办法，即改旧注的“殆”为“怕”，前面的伤悲也就成为因怕而伤悲。这样一来，劳动妇女怀春就摇身一变成为倾向革命，岂不很好？问题是好不好是一回事，真相如何是另一回事。问真相，就其一，不能不管词语的意义，而一问，很遗憾，是“殆”字不能解为“怕”，更不能带宾语，用在这个地方（修饰“及”）尤其不能解为“怕”。其二，不能不管全诗的情调，这情调不只由“与公子同归”表现，还说什么“以介眉寿”“万寿无疆”之类，这也可以理解为“怕”或“反”吗？其三，不能不管当时的风土人情，夫公子，今日所谓高干子弟也，势大且钱不少，靠劳动挣饭吃的妇女，看到他就一定深恶痛绝吗？深恶痛绝是所谓阶级意识，今日也未必有多少，何况大家都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为当然的昔日！

昔日未必有而说为有，未必如此而说为如此，用的是陆象山的“六经皆我注脚”法，可能有所得。但也必有所失，是，轻说，不实事求是；重说，日久天长，惯了，就会恬颜说假话而不以为意。这不好，应该改。改是治病，要知病源。病源是文王和后妃之流手太长，想把宫廷之外的角角落落都揽到自己的麾下，要求所有思想意识都合于宣讲的教义。所以根治之法应该是《庄子》的处方：“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