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清光绪戊申年尾，尾性质近于残羹剩饭，但总算赶上个猴年。这有什么好处吗？同一切与猴有关和与猴无关而大迷其猴的人一样，我也不知道。不过人生就是这么一同事，许多行动，大到放马华山之阳之后即了位，小到电视中瞥见佳人而心中一刹那飘飘然，追问为什么，都是颇难说的。所以还是不如远慕陶公靖节，除了“且尽杯中物”之外，再学一样，是“不求其解”。这是说，无妨不向隅而也随大流，凑凑热闹。怎么凑？就人人说，办法万端，如演猴戏得名、买猴票得利之类都是。至于缩小到自己，则办法也随着缩小，成为一端，曰“秀才人情纸半张”而已。

且说这办法并非自我作古，就我的双目在报刊上所及，已经有不少猴爷（义为既男性而又不年轻）如上蟠桃会，大显身手，于是紧接着手写体就变成铅字。我未见猎心喜，可是涂涂抹抹的机会自门外而降，是北京仿刻本大观园要办猴年献瑞民间工艺展，主持人是熟人，而且是晚辈，对于老人，晚辈总是外貌无力而内心有力的，于是下令，要写点什么捧场，纸高若干，宽若干，以便装入既定镜框，而且即时交卷云云。任务紧，幸而纸不大，于是从祖传旧瓶子中找一个最小又容易填充的，曰五绝，填入四句，还记得尾联是“名园风景地，定有赏音人”，准时交货，任务完成。不想年关紧迫，又犯了魏文所讥“下笔不能自休”的病，竟想继诸位猴爷之后，也谈谈猴年，凑凑热闹。由哪个角度下笔呢？不敢立异，也从喜逢的角度下笔；但又不敢有违“文以载道”之道，于是连类而及，未费力就想到“我执”，挑明了说，是我认为，喜逢的心情，不过我执的一种表现而已。(www.daowen.com)

是小看这种心情吗？难说。这是因为，由理方面说，我执宜于破，由情方面说，我则经常是未能免俗。以下就说说这方面的纠缠。先说我执，是佛家看作坏事的，《唯识述记》说；“烦恼障品类众多，我执为根。”这说得不错，与老子所说“吾之大患在吾有身”正是一鼻孔出气。可是我们是有身的俗人，想无身，办不到（除非寿终正寝），也就只好，至少是有时，反程朱之道而行，不问天理，只顾人情。而一顾人情，如我和诸位猴爷，就不免想到猴年而感到亲切。说起来这也是古已有之，《周书·晋荡公护传》，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扣留，写信给宇文护，其中有这样的话：“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属鼠，次者属免，汝身属蛇。”连我们看的人都觉得比说生于某年亲切得多。子鼠，卯兔，巳蛇，下数三位数就到了申猴，所谓本命年。不久前有人问本命年与吉凶关系的事，我说那要去问未受西学污染的老太太，我头脑杂乱，说不清楚。不清楚也好，是可以少禁忌，专享亲切之感的乐趣。这亲切之感，有的来于人，以近邻为限，张青莲先生生于同一戊申七月，陈占元先生生于同一戊申八月，两位都是喝过洋墨水的，一德一法，远在西方，可是见面，一想到戊申就显得近了，可见孙大圣的力量是如何大。亲切之感还有来于物的，以秦火之余我的长物为限，有戊申字样的还有一些，每一看到就感到特别值得存储。举两种书（一者法书，一者印本书）为例。法书是清乾隆年间有名文人朱珪所写，绫本，七律一首，下署时间为戊申，即乾隆五十三年。印本书为梁任公的爱女梁令娴在日本印的《艺蘅馆词选》，书后一单页印“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出版”，这一年即戊申，想到四个月之后我将出生，也就有了如见亲人之感。感到亲是情动于中，依古训，之后就不能不形于言，恰好到了文该结束的时候，那就有诗为证吧。诗云：“甲子回环六十春，马羊去后又逢申。新风已叹冯唐老，旧雨应怜季次贫。紫陌频惊寻梦客，蓝桥不见送浆人。安期巨枣知何似，且洗陶巾学隐沦。”转眼二十四年过去了，老当然更甚；梦和浆呢？还是少读《天问》，随着诸位猴爷，得开口笑且开口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