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21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一篇《〈万事不求人〉之类》，对于只靠辞典、漫画一类书，希望用小本赚大钱的读书办法，表示担心。其后不很久，1992年1月18日，在同报另一版，王为松先生发表一篇《与张中行先生商讨》，说普及读物有普及读物之用，强调读原著，深入研究，是一偏之见。王为松先生是我的熟人，其后曾来信，担心我会有不愉快之意，我立即复信，表示人各有见，应该各言其所信。还是在《文汇读书周报》，由编辑大人命题，我写了一篇《有关周汝昌先生的三言两语》，编者用广告手法，另加大标题曰《六朝人物》，刊于1991年11月16日那一期。在这篇命题作文里，我想只说人，不说学，不意胡思乱想继以乱说乱道之旧习不改，不知怎么一滑，就沾了学的边，说：“对于周先生的有些设想，如脂砚斋为小说中之史湘云，后续四十回有政治来由之类，我总觉得，能够摧毁相反意见的理据还少一些。”文章刊出之后，我没寄给周先生看，不是怕他看，而是认为不值得看。想不到周先生“而不见舆薪”的眼，竟“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居然看到这篇小文。看后，对于我这“倾向于怀疑派”，他不以为然，于是写《“六朝人物”说红楼》一文，刊于1992年5月10日《新民晚报》，仍主张后续四十回意在破坏前八十回，乾隆皇帝和和珅曾参与其事云云。文章结尾说：“质之张先生，尚希有以教我。”

看来周先生是用了打鸭子上架法。还有人帮着打，是一位好心的熟人，想成我之美，说反驳我的文章，在上海已经一而再，依理不应该再沉默。我感谢他的好意，但决定不上架。原因有容易说的，如红学，架太高，我力太小，飞不上去。如果一定要往上飞，就不得不找个僻静地方练功，我没有时间。原因还有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先总的说，是挣扎上架，甚至上架之后使刀弄棍，我心里不舒服；不上架，蜷伏于架下，我心里很舒服。如此反常，亦有说乎？曰有，而且不只一项。

先说其一，我一贯相信，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或者说，人各有见；从而就一贯主张，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当然的，我们所应做，除欢迎之外，可以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同时要尊重不同的意见。意见不同，有对错问题；如何断定对错，是更大的问题。不得已，可以把这个马蜂窝交给钻研知识论的书呆子去对付；至于一般人，就无妨安于只问是否己之所信。己之所信也可能错（假定已经有能力断定对错），但只要出于己之所信，就有价值，因为，一，我们总不能不随着康德，寄希望于理性，二，人总不当言或写己之所不信。其反面是言或写己之所不信，即言或写之前，先看看在上者的脸色，今天在上者说某某是香的，跟着喊香，明天在上者说某某是臭的，跟着喊臭。不一道从风，你说你所信，我说我所信，虽然会引来抬杠，我看是好的，心里舒服。(www.daowen.com)

再说其二，听逆耳之言，接受，至少是不愠，是美德；反之，听逆耳之言，甚至只是不开心之言，不接受，甚至恼羞成怒，“睚眦之怨必报”，是重病。美德，要发扬；重病，要治。如何治？我的看法，无妨矫枉过正，即逆耳之言，可接受可不接受的，接受；可反驳可不反驳的，不反驳。可惜这种谦退的高风，年来已经消亡殆尽。兼善天下，大难；只好穷则独善其身，躬自厚。扣紧本题说，反驳文章一而再，我相视而笑，心里更舒服。

有人也许会担心，依常见，至少旁观者会这样想，争论的双方，以后出言者为胜，沉默好不好？我说也好，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也；何况以后出言者为胜的常见也只是常见，常见与常理有别，二也。总之，本诸以上种种考虑，我还是虽打而不上架。可是张了口，如何解释呢？曰，这用的是古法，“王顾左右而言他”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