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老还童，又如上中小学时的作命题作文。题目是“永久的悔”，宽限，不要求当堂交卷。听说有人早交了，见猎心喜，也想试试。及至拿起笔，才知道困难很大。为了敷衍成篇，由困难说起。我不会写小说，或没兴趣写小说，如果有兴趣，就可以效编造之颦，说昔年，红颜绿鬓之时，曾遇见个如花似玉的，彼有意而我多顾虑，以致良机错过，及至如大梦初醒，已是悔之晚矣。这样成篇，推想不少读者，其中有些是红迷，必陪着洒同情之泪，岂不妙哉。可是看约稿的雅命，像是要求写真的，于是只好翻检己身的经历。先找悔。想了想，这要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事后感到不如意。这很多，几乎是汗牛充栋。可是还有第二个条件，是事之前，自己曾经犹疑，并有能力不这样做的。这个条件苛刻，经它一检验，大如走入某学校之门，同某佳人或非佳人由远而近，小如买来一方什么砚，扔掉一本什么书，就都不合格了，因为其时的情况，或外为形势所迫，或内为情意所牵，欲不如此而不可得也。两个条件之外，还有“悔”前的三个字，“永久的”，我的体会，意为“终身不忘”，或者说，对生活有大影响的。大事，自己在当时有可能不这样做，或者说曾经考虑选择的问题，有没有呢？也许因为年老善忘，简直想不起来。但文总是要作的，只好降格以求，抓个秃子当和尚。悔的两个条件硬邦邦，难得打折扣，可以在“永久的”身上打打主意，即非重大到终身不忘的也算。碰巧同编辑室有两位迷书法，而且迷何子贞，使我想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烧毁文物，其中一件是何子贞，与我有关，总可以算作小悔吧。语云，一木之孤，难支大厦，决定连类而及，加说一件同命运的，莫友芝。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自天而下，也许因为我是蓬门小户，“红卫英雄”有生杀予夺之权，眼眶高，看不见或看不起，未光顾。但住蓬门小户也是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舍不得死。于是遵大字报版上“勒令”之令，披星戴月翻箱倒柜，搜寻我推测会被判为有违碍的一切。处理办法分三种。第一种是对付顽固分子，如外文书，点火不着，砸而难碎，只得以绳捆之，请上孩子的自行车，推往长街，看附近无人，掷诸道旁。第二种是对付可以砸的，如瓷制品之类，就运斤成风，砸碎，使它由案头下降到垃圾堆。第三种是对付易燃的，如文稿、书（法书之书）画之类，得街道有权人批准，在院内空地，以铁圈围之，烧。多到三种，当然要忙乱一阵子。毁的东西不少，可是，至少在当时，认为值得，因为，虽然零零碎碎，集之不易，终归没有“命”亲切，为了保命，只好割舍。也就淡不到后悔；因为，依照我的悔要有条件的理论，其时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不容许选择，形势有如自陡坡上滚下，说悔不在半路停下，是没有道理的。只有一件可以说是例外，即莫友芝的法书手卷。但要先按下不表，因为上一段许过愿，要先说何子贞。

还要先扯一些似无关却有关的话，是我同中国书法有点难说的关系；其实也可以勉强说，是很爱，却不会写。很爱，其由来真是远矣。还是上大学时期，受当时厚古考古风的影响，也钻故纸堆。故纸堆中有不少法书以及讲书法的书，就看。多看，粗的方面，如历史传承，有所知；精的方面，如怎么样算好，却难得悟人。我一生缺少干劲，唯有在这方面却未知难而退。于是就更多看，看真迹，看影印，看讲论，有时还尽己力之所能及，买一些。日久天长，自己觉得像是略有所知。其后是更爱，更想买。当然要量力而为，比如画比字贵，就多买字，少买画；字，时代远的比时代近的贵，就少买时代远的，多买时代近的；时代差不多的，有的人如伊秉绶，价高，有的人如张廷济，价低，就不买伊秉绶，买张廷济。这里边还有偏爱成分，如笔下同是多隶意，我喜欢高凤翰（尤其左手），不喜欢郑板桥，自然也就追高凤翰，不追郑板桥。清朝晚期，我喜欢何子贞，觉得他方面广，造诣深，当然也就想多收他的字。写到此，水到渠成，以下可以言归正传了。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蝯史，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曾任四川学政。他是研究说文的，还是诗的理论家，可是学问为书名所掩，尤其玩古董的，提起何子贞，就想到是个大书法家。这想法不错，因为他确是个有大成就的书法家，篆，隶，行，草，楷，都有高的造诣，并有自己的特点。我见他的法书不少，只说其中的一件，是个装裱好的长手卷。长，内涵就多。引首是四个大篆字“江山宿诺”（恍惚记得见《汉书》，译音，美食之意），笔画龙飞凤舞，绝精。以下是窄于信笺的毛边纸片二三十条，都是楷书《四书》中的文句，下盖“子贞”印章，显然是任四川学政时出的八股题，也可以推知，手卷中的多件手迹是他的幕宾集的。以下多件中只记得一件，是为友人作的诗集序原稿，字作行草，长约一米，任意挥洒，比许多传世的用意之作更有意思。全卷单是字长两丈左右，而且除隶以外，各体具备，用讲书法的通用语形容，是罕见的至精品。再说这件至精品，是五十年代中期，长于我并小有书法家之名的张自成（名有为）送给我看的，并说是别人托他卖，价二十元。我立即决定留下，付了款之后，忽然谨小慎微，想到手头有储存，只是百余元，应该留作必需的开销，又其时来自福州的洪君（心衡）也想收法书，就让给他。守古人什么什么“与朋友共”之训，这也没什么不合适。万没想到，不久之后洪君回了福州。珍藏到1966年秋天，“红卫英雄”登堂入室，搜出，骂为四旧，烧了。这消息是直到恐怖气氛大减之后，相知间敢通信之时，洪君来信报珍贵法书之丧，并附悼念的诗，我才知道的。记得我回信，还和了悼念的诗，并说早知如此，不如让它住在我的蜗居，不南渡。由梁元帝、李后主一流人看，这件事微乎其微，可是我乃更微乎其微的人物，每一想到这样的损失，就不能不后悔。不久前，某出版社有影印未流传的法书名迹的想法，来征求我的意见，这使我又想到这件何子贞法书卷，也就不能不感到加倍的后悔。(www.daowen.com)

再说莫友芝的一件。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举人，曾充曾国藩幕宾。清朝晚期著名的目录学家，治旧学的都知道他的大著《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他又是著名的书法家，能各体，就我的孤陋寡闻所见，以隶为最精。且说这一件也装裱为手卷。没有引首或有纸而未题字。内容是十首七言绝句，每一首后面有较长的跋。看诗文，知道是他有个朋友，在多处作官，请人画了十幅鸿雪因缘性质的图，请他题的。这件有题诗和跋，其前无图，推想是草稿，准备正式写到图后的。字体为行楷，虽不经意而多有隶意，也就别有一番滋味。这件是五十年代中期收的，在书橱内安居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了。旧书画当然都是四旧，要除。有两种除法：抄家是他除，就会一扫光；不抄家是自除，因为实在舍不得，就想还价，有选择地除。选择的原则是，有违碍的就地正法，无违碍的，表面说待秋决，实际是想混过去。这样，如陈宝琛、罗振玉之流，就拉出来正法了；其他如刘石庵、张廷济之流，就暂寄原处，听听风声再说。莫友芝，时代靠前，与罗振玉之流不一样，可是入过曾国藩幕。沉吟，大胆断定，“红卫英雄”是既不知曾国藩为何人，更不知莫友芝及其经历的。可是诗的跋语中两次提到“粤匪”，这是与近年颁布的史论不合的。再沉吟，先是断定，“红卫英雄”必不知粤匪何所指，甚至连“粤”字也不识。不幸是就在这时候，谨小慎微闯进来，并像是在耳边嘀咕，万一知道是指太平天国呢？一时间，保命的意念胜过一切，于是亲手把这一件拉出来，并亲手把它扔在火坑里。没等到烟消火灭，我就明白，“红卫英雄”是绝不会知道莫友芝为何人，以及粤匪为何义的，但已是悔之晚矣。

“文化大革命”中，我毁的东西不少，见，闻，自然更多。只说这两件，是因为我有可能使它存于世，只因为一时选定不得当，它就未能存于世，所以回首前尘，不能不悔。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值得，因为一，与四海之内有意毁，种类多，数量大到无限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二，即以法书而论，唐宋元明，清早期，所毁也难以数计，区区一两件清朝晚期的，又何足挂齿！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孟德斯鸠临终有云：“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帝力大，愿意看天塌下来，我无力阻止。天真塌了，我托不住，只好行古人“穷（不腾达）则独善其身”之道，尽己力之所能及，单说与本题有关的一方面，让应该保存的尽量少丧失，哪怕是一点点，可是这两件，确是值得存于世间的，我有能力却未能使它存于世间，所以每一想起来就不能不感到悔恨。最后要照应“命题作文”，悔恨前有“每一想起来”，也就可以勉强算作“永久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