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书橱，偶然碰到戚（蓼生）本《红楼梦》大字本，因这“大”而心上泛起一些感想，耳畔仍有“言者无罪”的余音，还文债，抓个题目不易，赶紧拿笔，写。先说这大字本，是上海有正书局于1912年石印的，封面题《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国初义为清初，自然是夸大的瞎说，原本，如果义为出于作者之手的原样，也是大胆的推断，总之都是广告手法，不真乃理之常，可以不深究。单说大，就确是信而有征：征之一是，八年之后还印过小字本；征之二是，字，与小字本相比，尤其与现代我们常入目的读物相比，确是大好多。字大，有缺点，总说是物方面不经济，分说是费纸，费存放的地方，而容量不大。但也有优点，尤其对于老年人，目力经济。历代著述，成书（于是甲骨、钟鼎、石刻之类的文字就可以不算），除受刻印条件的限制以外，总不得不在这两种经济的夹缝中摇摆。有石印技术之前，一般是字大，以《世说新语》为例，有双行注，唐写本（名《世说新书》），日本尊经阁本，字次大，看着舒服；《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校的纷欣阁本，字很大，看着也不费力。但刻印的书也有巾箱本或袖珍本，是图体积小，便于携带，便于存放。现代印刷技术扫除了刻印方面的困难，于是各种形式的小字本，适应不同的需要，就应运而生。早期都是石印，多数是为应科举的士子准备的，就我的孤陋寡闻所见，有一函比火柴盒大不很多，却容纳若干万字的。文学革命以后，小字本如《小题文府》《诗韵合璧》之类成为古董，可是又出现了不少新型的小字本。都是想纳须弥于芥子，如开明书店《二十五史》，合订本《辞源》《辞海》之类。字一缩再缩，上面提及的优缺点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优点是买时候省钱，存放省地方；缺点，以我以及同行辈的人为本位，是看不清楚，要借助放大镜。

提起放大镜，我不由得想起老友周汝昌先生。周光生不愧为“红人”，除耳目二官以外，一切都超过我不知多少倍。循官话多吹之风，单说我占上风的耳目二官。用孩子王惯用的评分之法，耳，周先生五分，我三十分；目，周先生十分，我五十分。专说与本题有关的目，是有一次，为什么闲事，我寄去一封信，复信文字大致是，得手教，用双放大镜拜诵云云。我想到他的仅值十分和我的高达五十分，立即兴起孟老夫子设想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后写信，改为用粗笔写鹌鹑蛋那样大的字，心里想，不用放大镜，在周先生是办不到了，那就希望他只用个单层，也能看见吧。

我有时也用放大镜，单而不双。有时指两种情况，或单行或兼有，一种是字号太小，一种是目用了些时候已感疲劳。用放大镜，手随目移动，注视，如寻失落之细物，多费力，书生幻想之《四时读书乐》成为现实的苦事。可是我不抱怨，因为一，比如翻《二十五史》，就会想到，如果是百衲本或殿版，一间斗室，我们的木板床就要移出去，依墨子利取其大的原则，当然要容忍小字本。原因还有其二，是，比如翻合订本《辞源》，想问问某一故典是不是出于某书，而目力已经不佳，要借助放大镜，但这是查考，偶一为之，且时间短促，与读书看报的旦旦而伐之不同，也就可以容忍。难于容忍的是看报刊，尤其报，是近日以来，不约而同，篇幅加大，字号减小，比如版多到八卦之数，总是乾卦还没看完，字与字、行与行就分不很清，只好于进退两条路中取其一，进是取放大镜，退是索性不看。(www.daowen.com)

取放大镜，或不看，都是小字本带来的问题。我有时想到这个问题，总禁不住要问何以非大篇幅、小字号不可？一，来于推想，是内容多，难割难舍；二，来于据说，是要多收广告以增加经济效益。我是向来不看广告的，纵使大幅，带有半裸美人的也不看。但此乃反新潮的一偏之见，不足为训。至于内容多样的难割难舍，老朽如我者就更不容插嘴。那么，还能说什么呢？不过是，开门，一点希望，闭门，一点怀念。先说开门，希望也可以分为进退两类。进，总的是，印书，印刊，印报，与考虑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为读者，尤其目力差的读者想一想，办法是，在可能范围内，字和行距都大一些，以期看时省些力，并多少得一些清晰爽朗的感受。这愿望也许太奢了吧？如果竟是进的路不通，只好退，也仍是希望，是，这损之又损的新风不要再刮，具体说是字号和行距不要再缩，以免如我这目力值五十分的，也不得不用双放大镜，加入周汝昌先生之群。以上进退都是希望，据说希望与失望是近邻，狡兔有三窟，那就赶紧走闭门一条路，放弃希望，自求多福。家美无妨外扬，秦火之余，还可以找到一些大字本，如影印唐写本《世说新书》，宜于摊在书桌上看，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可以靠在枕边看，都省力，兼可得雍容宽绰的美感。遗憾的是，生于现代，不能总看这样的大字本，所以有时拿起各种小字本，伴以放大镜，就不禁兴起“逝者如斯夫”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