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近些年吧，断续听到有人提倡说真话。这说的人，话能入他人之耳，当然是在某一方面有较高或很高地位的。提倡说真话，是因为曾经流行说假话，甚至仍在流行说假话。这建议，我举双手赞成。也有来由，是放大到群体，如各行各业都放卫星，有不少人就未能活过来；缩小到己身，如从众，装作狂热，喊某某万寿无疆，某某永远健康，必感到有说不出来的苦。改为可以说真话，我就可以不装作狂热，用冷眼看表演，喊几声倒好。

喊倒好，不批斗之后发往北大荒，此之谓真变了天，懿欤盛哉！可是赞叹之后，总当问一问，变假为真就如此容易吗？想不到一问就引来不少问题。问题有泛泛的，或偏于理论的。如假话未必不当说是一个。情况多种，如安慰患不治之症的病人是典型的一种，背诵小红书之后写学习心得是另一种。另一个问题是真话未必有价值。举个突出的例，我的一个熟人确信根据《易经》能够预报天气，他的话出自本心，是真的，可是，至少我认为，毫无价值。

撇开理论的就来了实际的，而且是一大堆。由听者的心情方面看，真话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听者会高兴的，如感到夫人贤惠并“形于言”就是；另一类是听者未必高兴的，如说大炼钢铁必失败之类就是。会引来问题的真话都是听者未必高兴的。如果真就不高兴，还会引来后果。后果如何，决定于多种条件。条件主要是这些：真话不能取悦于人，程度有浅深之别，浅的只是肤皮蹭痒，深的会伤筋动骨；真话所指之事有小大之别，小的可以视而不见，大的就难得含胡过去；真话能及之人也有小大之别，同是不高兴，小人物至多骂一两句了事，大人物就可能兴师动众；触及之人的修养也有关系，可以同于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也可以同于范雎，“睚眦之怨必报”。总之，情况千变万化，提倡说真话，只是到此为止是一句空话，容易；下行，动真格的，就不得不面对以上提到的诸多条件，还会像说空话那样容易吗？

我的经验是并不容易。空口无凭，有事为证。事非一，由轻到重说一些。是几个月之前，我一阵发神经，脱离实际而飞入幻想，写了一篇《止戈为文》，说现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都是由不信任而怕而恨，而想尽办法防，甚至攻，其实呢，想取得长久而可靠的安全，应该变不信任为信任，变怕为友好，变恨为爱人如己，这样才都可以放马华山之阳，实现全世界的文明。这是真话，就道理说也不错，可是寄出去就碰了壁，因为有反军备的嫌疑。又一件是两三年前我写回忆录《流年碎影》，写到1966年8月红色恐怖时期的所见所闻，想是说了红卫兵的抄家和打人杀人吧，附带说了自己的一点忧虑。求委婉，是用提出问题的形式说的。大致是这样：一，一个人有什么怪想法，别人连怀疑也不敢，这是个什么问题？二，一种制度，容许一个人这样，这是个什么问题？我自信这是出于爱国家、爱民族之诚的真话，可是万不得已而触及大人大事，书出版后，大致翻翻，就没见到这两个疑问。还可以举个不限于己身的。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不少人胆量大了，写了些评论过去荒唐举措的文章，尤其对于十年浩劫，更是口诛笔伐，认为有百害而无一利。可是语云，冤有头，债有主，任何好事坏事都要有始作俑者，这始是什么，在哪里呢？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只是季羡林先生提过疑问，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其他人大多是述说现象，表义愤，而不问始作俑者。是想不到吗？我看不是，而是想到始就不能不向上，上而又上，至于至上，有违碍，只得循古法，为什么什么讳，不说了。(www.daowen.com)

古而成为法，可见为数必甚多。随便抓一个，晚明以魏忠贤为头目的所谓阉党，杀好人无数，做尽了坏事，后来大局有变，下了台，丧了命，一直到南明福王小朝廷还为人所不齿，可是就没有人敢说，甚至想到，他之所以能胡作非为，是因为上面有个得君主专制制度保障的天启皇帝纵容他，甚至指使他。阉党垮了，天启皇帝入青史，却还是天纵之圣！也许个别的人有不同想法吧，如果有，这所想发自内心，是真话，可是如禅门的古德所说，不可说，不可说。

有些发自内心的话不可说，则说真话云云就不会像提倡者想象的那样容易。或者说，想要见诸实行，就不得不向各种球场学习，四围画一道白线，限定活动只能在白线以内。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与场内的球有别，比如说，忽而想得出了圈怎么办？显然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禅门的，把嘴皮子摘下来挂在墙上；一条是钻透红书学来的，说假的。有时还要说假的，或至少是挑挑拣拣，只说合时宜的，不说不合时宜的，则说真话云云就不得不打些折扣。“打折扣”与“提倡”能够和平共处吗？或曰，提倡说真话总是切中时弊的好主意，你提疑问，岂不是如“松下喝道”，“煞风景”吗？答曰，我之所以提疑问，是唯恐这说真话的好主意不能通行无阻，希望通行无阻而至于放心不下，足证我是较之提倡者更加想提倡。那么，就把以上的疑虑一脚踢开吗？曰，我是希望推崇说真话的人共勉，坐而可言之后，更不要忘记起而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