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正如许多古事一样，时移，情况就跟着变了。如“礼”，庶人，常常是为了在上者点头、签字，不想送也得忍痛送。这是礼也下了庶人。不久前翻阅报刊，如接踵，看了重提往事的两处，一处是关于胡风的，一处是关于马寅初的，都说他们受了不应有的打击。说应该不应该，是讲理；为泉下的胡风和马寅初鸣冤，是理下了庶人。理下庶人，推想，除了商鞅、李斯之流以外，没有不拍掌称快的吧？可是我刚想拍掌，心却被“理”拉到远处，因而应该称的“快”就无影无踪了。何以竟至这样？为了解释清楚，要从头说起。先抄我看到的两处：

早在1955年，就有人将胡风的私人信件，作为其“反革命”证据精心编选、加注予以公开发表，结果直接酿成了一个历史大冤案。从个人而言，这样做，也许有某些历史原因和环境因素，也许可以解释为自己并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但是，外在的压力与影响，并不能成为回避自我人格缺陷的理由，相反，当往事成为历史之后，对人格的解剖，对道德的追问，应该是所有过来人最应该做的、也最值得做的事情。

（《新民晚报》1997年12月10日第12版）

（马寅初）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提出了“人口爆炸”的警告，痛切呼吁“节制生育”；1958年因与“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建国方略相违而受批判；1959年随着反“右”运动深入，批判升级为“以学术名义搞右派进攻”；在四面楚歌中，坚信自己在人口问题上掌握着真理，1960年在《新建设》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于是，被罢免人大常委、撤销北大校长等职务，迁出燕园宿舍，从此在政治、学术界销声匿迹；不过几年，社会上流传“批判一个，误增几亿”的感叹。(www.daowen.com)

（《随笔》1997年第6期第8页）

前者提到“冤案”，提到“外在的压力”，提到“人格”，后者提到“受批判”，提到“坚信自己”，提到“销声匿迹”，都触及对错问题，或说有关人的评价问题。主旨是不该受打击而受打击的庶人不错而受了害，如果还可以附加点感情，是可怜可悯。单说对错，承认庶人不错，是理下了庶人。可是说起“理”，无论本土宋儒的还是西方康德的，或下降兼扩张为全球常人的，都有周遍性，即适用于有关的任何人，那么，即依此理，说完受害的一方，也应该或更应该说说加害一方的无知、无德和无法吧？可是就我的孤陋寡闻所知，不只这两处，而是一切处，都是说完庶人的冤就戛然而止，从而理就成为片面的。讲理只及片面，还能算作讲理吗？

讲理不能全面，想来如世间一切事物的存在，必有来由，或说依照因果规律，必有原因。在这方面求原因，也许比求理周遍更难吧？但是考虑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为了今后不再有加害和受害之事，显然，我们应该弄清楚原因，因为欲除其果，必须先除其因，而除之前要先明其因。明因，会触及面皮，事不小，除因，会触及牌位，事更大，估计就不得不兴起蜀道难之叹。但是，如果有志骑驴入剑门，即使蜀道难于上青天，也就只好勉为其难，举步。前进了，比如途中顺利，入了剑门，有没有更想望的目的地？曰有，是一种轻说为法治重说为精神的境界，在那里，理成为有周遍性，不只适用于庶人，也适用于庶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