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无情，不恋栈，由1945年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算起，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人之常情，要纪念；又是一部分人之常情，要想想说说，然后印成本本。想，至少是为养生，应该多触及可意的，如“光复”，“站起来了”云云。如果换为为“养世”呢，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因为光复也好，站起来也好，有目的，目的最后要落到个个活人头上，即有个能够保障都活得平安、自在的社会环境，在其中，确是人人都活得平安、自在。胜利了，这个目的达到没有呢？推想年逾花甲而仍未往生净土的人都必是心中有数。有数，能知易，不言难。我修养差，常常想到什么就说说；而说，因为其前有胡思乱想，就难免脱了缰，出现一些杀风景的。也是来于胡思乱想，为养世，杀风景有如苦药，也无妨吃一些吧？所以标题未循常规写“欢呼”，而写为“思虑”。都思了什么，虑了什么？以下以由浅到深为序说说。

文不当离题，由枪声起止说起。枪声起，即1937年的七七事变，其时我在北京，故土（北京大学）难离，与结缡不到一年的芝姐住在沙滩中老胡同。来路也要交代一下，是约一年以前，我到保定育德中学去教书，教了一年，学校表示续聘，找饭碗不易，当然高高兴兴接受。放暑假了，愿意带着个女的到北京风光风光，就把衣物书籍等都存在学校，于6月底，轻装无从，来北京，准备住到8月下旬，回保定。中老胡同（疑原名为中老虎洞）为北京大学第一院以西、第二院以南、东西向的一条小巷，路南一个小四合院（由东侧辟街门），二房东（租别人整所房零碎租出，获取薄利）姓蔡，住南房，我们住北房靠东一间，是我们来北京以后租的。住下，闲中有忙，也无非看看熟人，逛逛繁华街道、雅静公园之类，可以不表。且说住到7月7日，依常规，晚10时以后，关灯入睡，有何佳梦噩梦不记得了，大概是侵晨三四点钟吧，我们被繁密的枪声惊醒了。辨别方位，是在城西南。院里人都醒了，自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到下午，才知道是日军挑衅，攻卢沟桥，二十九军奋勇还击。其后若干日，有些零碎消息与希望相合，是我军奋勇杀敌，日军未能得逞。可是事实像是与希望相反，日军占领的地方扩大了。只说切身的，先是通保定的铁路断了，其后是育德中学毁于战火。这变故的情况带来多种困难。一是失业，也就不会再有入款。二是衣物都丢了，夏去秋来，怎么办？三是芝姐怀孕，九十月间要生产，更不能没有钱。还有更大的，是沦为亡国奴，心情难以忍受。

仍是为了文不离题，枪声起的影响不好再说下去。转为说枪声止，即1945年8月的日本投降，其时我在上海，住在霞飞路底的居尔典路。因缘也要交代一下，是几个月以前，好友韩君的一个朋友在上海要接办一家日报，约我们到上海去办报。沦陷几年，我们在北京教书，多处兼课，仍不能温饱，实在腻了，又语云，人挪活，树挪死，于是商量、考虑之后，还有个小友谢君，共三人，于6月到了上海。想不到世事多变，已到上海，接办报纸的事吹了，只好退一步，说办杂志。割牛变为割鸡，兴趣高低且不说，时间却多有剩余，于是生活就成为白天逛旧书店，入夜躲进蚊帐听蚊声如雷。这样挨到8月初，是第一颗原子弹扔下之后，还清楚地记得，报上说是掷了新型炸弹，“其威力不可轻视”。街谈巷议，都感到战局将有大变化。果然，没有几天，威力不可轻视的炸弹又扔下一个，苏联在远东也动了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记得听到消息是8月1日的下午，近晚，上海市民如发了狂，走上大街，游荡，欢笑。我们当然也是这样。游荡累了，上饭桌，想到敌方恶有恶报，己方终于胜利，举杯痛饮，都醉得不省人事。但大喜事也为我们带来一些问题，适应新的形势，我们决定回北京，可是听说又将有内战，北上的铁路已不能畅通；即使能平安回去，显然，面临的必又是失业。

枪声起止的事说完，与之相伴的种种艰难困苦，千头万绪，都不想说；因为本文主要是想说思虑，思虑由艰难困苦来，却已经超过艰难困苦，艰难困苦是“事”，思虑的所思所虑，其根据是“理”。常言道，要讲理。事无限，理也就无限，这里只想说说由艰难困苦而想到的一些理。

首先想到的是人活着，就会有理想，甚至幻想，或者说希望，而陆续来的现实却经常与所希望的有距离，甚至背道而驰。仍以枪声起止，或说政局的变动为范围，举一点点例。七七，卢沟桥的枪声响了，现在还记得，我见到的一些人，或扩大为老百姓，就说是来于希望吧，都觉得我们这个东方睡狮起来了，不久必可以取得胜利。可是来的现实呢，是节节败退，一直延续了8年，还要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敌人才滚出去。又如枪声止了，国土光复，我们取得的是胜利，依情依理，随着来的必是社会的安定和富庶，生活的自由和幸福。可是来的现实呢，现身说法，是战乱，物价飞涨，失业威胁，亲属逃亡，拘禁，审问，自讼，穷困，饥饿，焚书，流离，等等，还要加上无论颁布什么旨意，都要装作信受奉行。

接着说下去。我昔年读过一些哲学常识和科学常识的书，这两种常识都谈到因果关系，读书也会生病，或者就称之为读书病，于是遇事就不由得想到因果关系，即如有以上说的种种艰难困苦，就想求其因。答案是，不怕大人先生们听了不高兴，都是由政治力量来。何谓政治力量？是有了统治权，可以动用军，动用警，以及通过各种组织，各种规定，强制其力所能及的人从命。从命，命的人有所得。所得，有唯心的，如山呼万岁之类；更重大的是唯物的，金库、皇宫、子女玉帛之类。得，多多益善，所以力所能及的范围越大越好，使力见功效的办法就越来越细密，越狠毒。以例明之，出兵外国是扩大范围，科举取士是细密，砍头、籍没是狠毒。表现多端，但万法归一，俗语所说争权夺利而已。(www.daowen.com)

用万法归一的眼光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有程度之差，比如愿意简化，只许分三等，太平天国限定小民晨昏呼天父天兄是轻的，清朝早期几次兴起文字狱，杀了不少人是重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杀了数不尽的人，毁了算不清的财物，是最重的。何以能够如此干坏事？因为世间有统治权，或说有政治力量，而有秦始皇之流喜欢滥用。显然，用斩草除根法，或釜底抽薪法，为了艰难困苦的变为空无，办法只有两条：一是不要政治力量；另一是要政治力量，而能使秦始皇之流不滥用。

无政府主义者口头或笔端用的是第一条办法。不说“用手”，因为走动手的路，组织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之前，先要推翻他们头上的那个政府，在他们，这必做不到，盖先要有军队，没有政治力量是难得建立军队的。还有更大的困难，是人都住在社会里，有些事是多数人共同的，就要有人管，管，就要有人决定如何做，某范围之内的若干人听从，就性质说，这决定如何做的力量（即“权”）就是政治力量。这样说，既然不能废弃社会，就不能不要政治力量，也就是不能不摆个高背椅子，让“权”坐在上面。何况承认权的地位，还有积极的理由，举少数荦荦大者，没有权，不能集合使用众力，内，如建铁路，外，如抗外国入侵，就必做不到。

儒家孔孟用的是第二条办法，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这是认为应该有政治力量。可是政治力量会滥用，人民如陷水火中，怎么办？孔孟的理想是君王都有“德”，能行“王道”，则小民闭门家中坐，就会由天上掉下馅饼来。可惜事实并不是这样，而是“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理想行不通，要想办法补救，而很可怜，办法只是磕头主义加以利害动之。仍不能生效，只好回家，设帐授徒，放学之后，帮老伴看孩子。这是德治理想及其办法的破灭。

但人还要活，而且要活得安然、自在，怎么办？就必须在“权”与“不滥用”的夹缝中闯出一条路来。可惜是至晚从家天下的夏禹王起，总有几千年了，我们并没有找到这条路，因而小民的命运就只能是俯首帖耳，以求不死于非命。路难找，是因为权的性质是有大力，大力的性质是几乎有求必应，而掌权者的所求则经常是“己”之所欲，而不是“小民”之所欲。于是而早如秦始皇，有所欲，有些书就焚了，有些儒就坑了，晚如西太后老佛爷，有所欲，谭嗣同之流就绑赴刑场，身首异处了。联系本题，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是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有所欲，中国人民（其实也可以包括日本人民）就遭殃了。限于我们的四海之内，几千年的历史，至少在小民的艰难困苦方面，前后并没有什么变化。也就无怪乎有悲天悯人之怀的一些人，套用李后主的“春花秋月何时了”，慨叹“兵凶政酷何时了”。

但求“了”总是应该的。其实路也并不难认，就是大家都推重的“法治”。法有来源，也是大家都推重的，“民主”。路认清了，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走上去。走上去是“行”，关于行，明朝的王阳明最乐观，是知行合一，即能知必能行；孙中山次乐观，是知难行易。我无志，一向是疑多于信，尤其有关众人之事，总觉得还是胡博士说得慎重，近真，是“知难，行亦不易”。不易，非不可能，想到多年来兵凶政酷带来的苦难，我热切希望，法治与民主，虽然行亦不易，为了今后不再有那样的苦难，还是大家都奋起，勉为其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