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再谈”，是因为一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吃皇粮与颂皇权》（刊于1994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表示面对荧屏，宁可看动物世界，也不愿看唐明皇抱着昔日的儿妇卿卿我我。可是我人微言轻，唐明皇，你不欢迎，转眼又来个更古的，魏蜀吴三足鼎立。据说收看率还很高，连有些以献身革命自豪的志士都暂时放下红本本，移到电视荧屏之前，去看青梅煮酒论英雄了。我禁不住慨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想不到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此时，王蒙先生在1995年第2期《读书》上发表了《三国演义》里的“前现代”，对于逐鹿的群雄也没有表示好感；并且有惜老怜贫的慈悲之心，用电脑打字机打出：“张中行先生在1994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案指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且夫王蒙先生，曾是官也（纵使早已致仕），竟“有一精彩评论”及于拙作，小民如我，岂可不感激涕零也哉！涕零完如何？商业意识，或说逐时风，还应该捞点什么。办法只能是也写点，以图附骥尾以传。还有什么新意吗？且试试看。

想说四点。其一，是一个问题，我深思冥索，终于想不明白，只好写出来，就质于高明。这是样板戏与帝王历史剧争雄（如果有此事），鹿死谁手的问题。依理，样板戏歌颂的是样板人物，红脸，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事业献身，与歌颂帝王将相的帝王历史剧战，必操胜券应该不成问题。可是实况像是并非如此，至少在电视荧屏上，样板人物销声匿迹了，频繁活动的是唐明皇、明太祖、乾隆，以及女皇武则天、西太后之流。是样板戏离开背后的支柱本来就站不稳，还是小民的视听水平下降了呢？也许有人能答；如果都不能答，就想一想吧。

其二，历史剧可以编，可以演。不管你脑子里装的是多么先进、多么现代化的主义，作为历史事实，帝王确是有左右民生，生杀予夺，甚至发个什么奇想，搅得天下大乱的力量，编演历史剧，以帝王为主脑，也就没有什么不可以。问题在于用什么态度编，留到最后说，这里单说为什么说可以编，可以演。理由很简单，是我们应该知道过去，也就应该熟悉历史。何以说应该？是因为一，停于浅的，对于过去，知道总比不知道好。知，可以远，比如知道古代有个尧，其时曾大旱，有个舜，其时曾大水，可以近，知道只是一百年前，人民的头上还有个皇帝，只是十几年前，几角钱还可以吃一顿饭，总比像初生小儿，连自己的母亲也不知道，好一些吧？理由还有深的，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或说鉴诸往而知来者。我们都知道，宋朝司马光主持编了一部编年通史，神宗皇帝命名为《资治通鉴》，治者，社会安定也。这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的，如果小民编一部，由小民命名，就应该说是《资生通鉴》，生者，应该怎样活也。历史确是有资生的作用，比如读史多了，并能闯过种种鬼话认清事实，就会知道，几乎所有的中原逐鹿都是狗咬狗，不管谁胜利，坐上宝座，都是骑在小民头上，为所欲为，所以，为了活得安全、自在，就不要对任何专制魔王抱有希望。因为读史有用，所以我们的祖先，直到我们，总是把《尚书》《左传》《史记》《汉书》之类看作必读书。读史书，是以文字为媒介想象昔人的活动，变个办法，让今人扮演古人，以求能够跳过文字，直接看到昔人的活动，比如男士都想见识见识的西施，女士都想见识见识的潘安，一挑帘出来了，岂不很好？可见以历史为题材编剧演剧，至少是道理上，不只是可以，而且是很好。

其三，对应“求知”这个要求，编写旧事不能如照相，把镜头包括的那一块都如实地收拢进来，因而要用点手法，要求一，取重舍轻；二，所取确是原来那个样子。轻重问题过于复杂，又因为与下段有些牵连，暂时放下。单说原样这个要求，显然，编演历史，就要通晓旧事的情况。可是看荧屏上所演，有时就远离旧事的情况。只举我偶然碰到而又印象深的一点点为例。一次，是在圆明园吧，咸丰皇帝远远看见少女时期坐在宫殿角的老佛爷，动心了，其后的动作如今代之卡拉OK才子，心如火，腿却迟迟不敢移近。在编者和演者，这是显示初恋，他们却不知道，皇帝的起居注上只有“幸”而没有恋爱。拿今代的帽子强加在昔人头上，我还见过光绪皇帝与李鸿章议政，不是一上位坐，一下位跪，或一上位坐，一下位偏坐，而是并肩而行，有如今日之“哥们儿”。并肩，说什么，我没听清。另一次，是电视剧《纪晓岚》，纪在乾隆皇帝面前，君臣对话，我听清了，是君呼臣为“纪晓岚”，臣也居然自称“纪晓岚”，而不是“纪昀”。看后，我当作笑话同另一位老朽说，想不到他还不过瘾，说应该更进一步，臣对君，也是直呼为“弘历”，就更现代化，更有意思。编史、演史不知史，还有些小节，也说一下，是念错字，如《唐明皇》，记得不只一次说到“禅让”，禅都读chán，不读shàn，说句刻薄的话，字尚不识，也教人历史吗？所以说，讲史可以，或说很必要，但要讲得合于原状，如头脑里只有今而没有古，让李白西服革履上场，呼杜甫为同志，就成大笑话了。(www.daowen.com)

其四，李白穿西服革履终归是小节，为了对应“为鉴”的要求，大节是使看客得到有价值的认识。同是看帝王的作威作福，“原来不读书”的刘邦是“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揭竿而起之前的陈胜、吴广就未必是这样。编写也是这样，刘、项争战，刘成功而项失败了，可是在太史公司马迁的笔下，鸿门之宴，项不忍，垓下之围，项不屈，是英雄；刘则不然，受窘之时，肯尝尝用父亲肉做的肉羹，悠闲之时，接见士人时洗脚，是一副流氓形象。今代编写历史剧也是这样，轻些说是没法隐藏自己的好恶态度，重些说是应该显示（或只是暗示）自己的褒贬态度。记得我在一篇小文里说过，小说、戏剧之类是用故事的形式说教，目的是让读者或看客爱好的，恨坏的，取好的，舍坏的。单说演帝王的历史剧，显然，就更应该让看客有所爱，有所恨。又显然，编演者自己先要有所爱，有所恨，而且要爱得对，恨得对，用现代的流行话说是端正态度。泛论，对于帝王，或说对于一切说一不二、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态度可以有三种。一是“歌德”。“天子圣哲”，“陛下天纵之圣”，“天下没有不对的君父”，“君辱臣死”，“不理解也要执行”，等等既荒唐又肉麻的说法皆是也。二是“欣赏”。高坐宝座，下边跪一群，都自称奴才，不坏。一旦龙颜大怒，有或少量或大量的人，掉了脑袋，抄了家，也不坏。三宫六院，无数美女，要谁谁就来侍寝，有意思。宫城内还不能满足，于是或江南，或口外，赏风景，抢女人，更有意思。人生一世，多有享不着的福，看看“民吾同胞”的帝王享受，也可慰情聊胜无了。还有三是“愤恨”。可以举一本书及其作者为代表。作者是易白沙，清末民初湖南人，愤世嫉俗，三十六岁时跳海自杀，作《帝王春秋》（民国十三年中华书局出版），集史传中记载，分帝王的罪恶为十二类：人祭，杀殉，弱民，媚外，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多妻，多夫（指后妃），悖逆。只举罪恶，虽未免片面，至少我看，却可以为小民一吐不平之气。编演电视剧当然不该这样片面，但其对帝王的态度则是可以参考的。参考了，如何处理呢？仍是态度问题，比如，对于骄奢淫逸，乱杀人之类，表示厌恶，总不会没有办法吧？可是看电视荧屏，像是史实去取，强调缩小，形容描写，都是由欣赏的角度出发，突出上殿坐宫如何舒服，以及“七月七夕长生殿”如何富有诗意，如此这般，是想让看客觉得，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制度，也颇有意思吗？如果竟取得这样的效果，我说句杀风景的话，还是不要再编再演了吧。

不编不演是因噎废食，推想不只编者演者，连看客也会不以为然吧？只说我自己，是容忍仍旧有人编旧事演旧事，甚至以帝王为主脑的旧事，但要附加个条件，是看客看过，对帝王及其生活都没有好感，并确知小民想活得平安、自在，就不能要专制制度。而有了这样的确知，出门动口，就不会山呼万岁，入门动手，就不会写“望见天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了吧？如果编演历史剧也会有社会效益，我想这不呼不写应该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