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汉书》写苏武用变格，事重，名却处于附庸地位，在《李广苏建传》建（其父）的经历（事甚少）之后，这里实事求是，称《苏武传》。对一切曾涉猎旧籍的人而言，传文，以及所记之事，都是熟到未必有兴致再看的。我为什么忽而想算算旧账呢？是由于某种机缘，一篇《苏武传》的笺注解说送到面前，让看看，如此笺注，如此解说，印出来，请读者花钱，然后看，合适不合适。我遵命，看，到解说部分，入目的有这样的话：

苏武的民族气节与他的忠君思想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他听说武帝去世后，向南哭号，甚至吐血，每天早晚祭奠，悲痛之至。这与他听到母死妻嫁后，不为身家祸败所动形成了鲜明对照，表现了强烈的忠君思想感情。

话是旧套，几乎可以说，由东汉到我执笔的现在，提到苏武，颂扬，都是这样说。这样说不对吗？问题很复杂。我想从一团乱丝中抽出一缕，所谓“忠君”，说说我的一些感慨和忧虑。思的动机由苏武来，那就由围绕着《苏武传》说起。

苏武是好样的，我同其他人一样，也承认。承认要有理由，我的理由是：其一，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冲突中，倒向自己一边总是应该的，因为包括自己在内的群体的安全和幸福可以比较（不是绝对，因为来自“民吾同胞”的暴政也可以整得人求生不能，甚至求死不得）有保障；其二，公认为合理的道德信条也许未必妥善，但既已信，依之而行总是应该的。苏武守节不降合于前一个原则，忠于汉武合于后一个原则，所以这里要有言在先，以下不管我会有什么奇谈怪论，都不是对苏武的为人有什么意见。谈苏武，我们要历史主义。但我们也不应该忘掉生于两千年后的自己，至少我看，那就应该换为人文主义，即评定好坏，要以多数人的幸福和向上为标准，有助力是好，反之是坏，扔开私情，冤亲平等。换上这副眼镜看《苏武传》，景象入目，只说我自己的，感触就与传统的有了差异。

差异之一是与汉武比较，待人，匈奴的单于像是宽厚得多。苏武是抗命（不降）的，匈奴只是把他发配到北海，用意很清楚，是以困苦迫使他回心转意，不成功而终于没有处死，如果是汉武，必是早已弃市了吧？再有，对于这样一个不肯顺从的人，法网也仍是并不密。以下都抄《汉书》本传：

陵恶自赐武，使其妻赐武牛羊数十头。

不用自己名义送是怕匈奴疑心，但终于还是送了，如果在汉武的眼皮底下，是谁也不敢这样拿命开玩笑的。

（武）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积五六年，单于弟于靬王弋射海上，武能（结）网、纺缴（生丝缕）、檠（修整）弓弩，于靬王爱之，给其衣食。三岁余，王病，赐武马畜、服匿（居住饮食用具）、穹卢（毡帐）。

这是王公还可以和他长期交往，并送许多礼物。

武（还汉后）年老，子前坐事死，上（宣帝）闵之，问左右：“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皇后之父）自白：“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名）通国，有声问来，愿因使者致金帛赎之。”上许焉。后通国随使者至，上以为郎。

可见在抗命发配的情况下，还可以洞房花烛，生儿育女，与我们的政令下的多种折磨相比，应该说是富于人情味，值得羡慕了。

转而看看在汉武之下是怎么样。还是抄《苏武传》：

前长君（苏武之兄苏嘉）为奉车（都尉），从至雍棫阳宫，扶辇下除，触柱折辕，劾大不敬，伏剑自刎，赐钱二百万以葬。孺卿（苏武之弟苏贤）从祠（祭）河东后土，宦骑与黄门驸马（掌车马之官）争船，推堕驸马河中溺死，宦骑亡（逃走），诏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饮药（毒药）而死。

这是李陵劝苏武时说的话，感情容或有倾向性，事实却不会有出入。这事实是，都因为一点点未必应由自己负责的小事，“龙颜一怒”，就吓得赶快自杀。下面还有总括的话：(www.daowen.com)

且陛下（指汉武）春秋高（年高），法令亡（无）常，大臣亡（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

这话当然也不假。单说法令无常，依理，或依口说，君是欢迎臣下进言的，可是司马迁就是因为进言，逆了耳，就受了腐刑之报。其后放出，又授予中书令，这是未丧命，也哭笑不得。关于皇帝的胡来，姑且算作伪作的李陵《答苏武书》（见《文选》卷四十一）中还有不限于汉武一人的话：

足下又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昔萧（何）、樊（哙）囚絷，韩（信）、彭（越）菹醢，晁错受戮，周（勃）、魏（其侯窦婴）见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贾谊、（周）亚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将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谗，并受祸败之辱。卒使怀才受谤，能不得展。彼二子（范蠡、曹沫）之遐举，谁不为之痛心哉！陵先将军（李广）功略盖天地，义勇冠三军，徒失贵臣（指卫青）之意，刭身绝域之表。此功臣义士所以负戟而长叹者也，何谓不薄哉！

这些怨愤的话，且不管出自谁之口，事实俱在，不把刀俎式的迫害说成施恩，总可以使处于水深火热中的臣下，尤其小民，略吐不平之气。

有没有不平之气是认识问题。这就过渡到差异之二，是我以为，苏武对于汉武，依情依理，也可以不这样。这样指一种坚强的信念，曰君王明圣加恩重如山。信念在心，表现于外是：

后陵复至北海上，语武，区（ōu）脱（近于今之哨所）捕得云中（郡名，在今内蒙古）生口（俘虏），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武帝）崩。武闻之，南乡（向）号哭，欧（呕）血，旦夕临（哀哭）。

每次看到这段话，我就轻则疑心，重则痛心。所生之疑有两种。其一，哀哭至于呕血，是道听途说者或撰史传者用小说教程之法创造出来的呢，还是如今代用录像之法录出来的呢？如果《汉书·苏武传》所描述竟是实况，那就来了疑之二，是这样的情意，如何能生长，并强大到压倒一切呢？可以设想一种相类的情况，张三和李四都是平民，交往不少，其中有可意的，如张三曾济李四之贫，有不可意的，如张三曾杀李四之子，张三一旦见了上帝，李四会泪如雨下吗？如果不泪如雨下，则可证，苏武之哀哭以至于呕血，只是因为死者是皇帝，杀兄杀弟之仇就可以视而不见，只牢牢记住恩重如山了。这种两歧的反应来于一种奇怪的并根深蒂固的思想感情，我有时想到它的来源，尤其深远的影响，就感到痛心。何以故？以下离开苏武，只说痛心之故。

这之故，可以总说，是这样强烈的忠君的思想感情，戴上人文主义的眼镜仔细看，就可以看到：一，来于专制的迅速而无止境地加强；二，它又成为专制的迅速而无止境地加强的助力；三，使大量的专制暴力之下的人，尤其所谓知书识礼的，受骗，重则助纣为虐，轻也难免受害，可是坚信为当然而并不生疑，只有极个别的，如黄宗羲（曾写《原君》）、严子陵（坚决不出仕）之流是例外。以下分说所以这样认识的理由。

先说其一的最大户，忠君思想感情来于专制的加强。还要扯远一些，说人过群体生活，有行政之事（行之者就有了权，曰政权）是必然，行之者有无限权力（即为所欲为）不是必然，就是说，掌政者也可以没有任己意的生杀予夺之权。有没有为所欲为之权是专制与民主的分界：有是专制，来于人欲的顺流而下，很容易；反之，没有，是民主，来于小民长时期的水深火热的经验，不惜流血拼出来的，大难。大难还包括认识，如《尚书·泰誓》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论语·八佾》）就是总以为，过柴米油盐日子，上面一定要有个“君”压着，也就是视走专制的路为当然。不过在秦统一以前，群雄并立，无论哪一国的君主，即使不安分，自动升级为王，也终归要收敛一些，因为总不会忘记，外有强敌，弄不好，还有跌下宝座的危险。君主有这种形势管着，其下的臣民的处境就会好一些，因为最后还有个退身之路，到另一国去，苏秦、张仪之流的策士用不着说，文人如子夏，武人如廉颇，也是这样。与这种社会情况相适应，对君主的看法也与秦以后大不相同，如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这是说，就是君，也要像个样子，不当胡来。孟子说得更爽快，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这要求就更高，是如果不好好干，就可以视如仇敌，甚至动真格的，杀。情况和思想随着秦的统一而大变。嬴政由秦王上升为始皇帝，位高于天，权盖于地，臣民的处境就真成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这是泛说，最好看事实。我有时想，选读《史记》，排在更前的应该是《秦始皇本纪》的二十六年（统一称帝）到三十七年（在沙丘平台见了上帝），看看人一旦权力大到无限，就会干什么。那是“立石颂秦德”，“入海求仙人”，图长生，遇风“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更名腊曰嘉平”，焚《诗》《书》百家语，“有敢偶语《诗》《书》，弃市（杀一人），以古非今者，族（杀全家）”，“作阿房宫”，疑人泄漏行止，“诏捕诸时在旁者，皆杀之”，“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有人刻石说“始皇帝死而地分”，“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先是并天下之后，用七十余万人治陵墓，“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以人鱼膏为烛……（死后）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尽闭（治陵墓）工匠藏者，无复出者”。看后就会大致了解，专制升级的结果，拿到政权（必兼军权）的就可以（或说必致）为自己的私利（或只是心情冲动）而胡作非为，直到处死成千上万的属下之人。“天地之大德曰生”，他不管；无数无辜的人丧了命，有谁敢说个“不”字？不错，陈胜、吴广说了，紧跟着项羽、刘邦也说了，可悲的是，这位刘老二马上得了天下，并传之子孙，仍旧是权倾天地，出言就是法，连放个屁也合于天理正义，至于杀人，自然也同秦始皇一样，只要自己想这样，那碰到点子上的就身首异处，臣下还要随着歌颂圣裁。于是，更可悲的情况就出现或逐渐形成，是真心相信坐上宝座的就真成为圣，为他流血汗，甚至死，而无怨。不只无怨，因为这一切是“忠君”，乃最上德，必是生则有荣，死则含笑于地下。

无理的高压，反而培养成忠君的思想感情，这奇怪吗？我有时想这个问题，觉得也是事出有因。而说起这因，很遗憾，我想到的，却并不冠冕。就算作家丑一类吧，也无妨扬一下。由浅到深说五种。其一，千千万万年以来，人在群体中生活，上面有个什么长发号施令，龛里还要供个什么，以便心里能够有安全感，习惯成自然，从而顺从也就成为准天性。其二，压力太大，抗不了，只好顺受，年深日久，也就视为当然。其三，对于有无上威权的人，唯命是从可以得福利，这日久天长，深入肺腑，也就会变为当然。其四，拿到生杀予夺之权，总会有一些人集到周围，多数出于私心，吹牛拍马，少数也可能出于痴心，拉扯到仁义礼智信，于是生杀予夺就成为理有固然，天经地义，又依照戈培尔的原理，假话多说几遍就成为真的，信为真会产生大力，于是凝聚为忠君的思想感情，比如遇到所谓国变，许多出类拔萃的人随着混蛋兼坏蛋的君主死，就不足为奇了。还可以加个其五，记得是罗素说的，诛心之论，是：人的心目中，谁最伟大？是有权杀自己的。用俗话说，吓破了苦胆，所以不能不跪而拜之，望见“天颜”就觉得是最大的幸福。其实呢，感到幸福也好，信为天经地义也好，追根问柢，都是来于专制，其作用也只是维护暴君的利益而已。

再说其二的另一面，忠君的思想感情是加强专制的最有效的助力。道理很明显，帝王，多数是手不能缚鸡的，可是他能，常态，修宫殿，聚珍宝，选美人，犯脾气，焚书，抄家，杀人，甚至调动军队，攻打不臣服的。何以能有如此大力？是来于在下的都听话。忠君的思想感情不只能保证听话，而且，即如杀的是自己，也要谢恩，死得心平气和。这心平气和来于一种信念，是至上的行事永远正确，所以自我一方应该报之以忠。忠要表现为行为，常时，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杀别人和杀自己，非常时，即宝座有危险之时，要舍命保，不幸不能如愿，或如纪信，替死，或如陆秀夫，同死，天高皇帝远，同不了，也要如陈子龙，闻凶耗后不再活下去。试想，普天之下，如果人人如此，那还不是宫中一瞪眼，率土之滨就都颤抖吗？这样的极端专制，生成并能延续，正是以忠君的思想感情为重要条件的。

这样说，是由人文主义的角度看，忠君的思想感情并没有干什么好事。可是，这就使我们想到值得痛心的其三，是，自秦皇、汉武以来，两千多年，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一些公认为出类拔萃的，却受骗，死抱着这个信念，不自觉地为专制帝王做了不少本来可以不做或应该不做的事。为减少头绪，这里只说一项最有代表性的，是死保一姓的家天下。西汉早年诛诸吕，唐朝早年诛诸武，公认为意义重大的好事，何以意义重大而好？不是由利民方面考虑的，只是因为这样，坐上宝座为所欲为的就仍然是刘邦或李渊的子孙。这“一姓”有时还收缩为“一人”，如方孝孺，明成祖是朱元璋之子，建文帝是朱元璋之孙，都姓朱，他却为建文帝死了，还连带诛了十族。而说起朱元璋，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是毫无缘由便乱杀人的专制魔王，只是因为头脑中盘踞着忠君的思想感情，有不少人还是为他以及他的子孙死了；人皆有死，值得痛心的是死而无怨，并不觉得走死保专制这条路实在走得太远了。

《论语》有“安则为之”的话，如方孝孺之流，因为信，死了心安，也就罢了，我们不当为古人担忧。但是为今人，就不同，因为我们还活着，就不能不为活的诸多方面想想。忠君的思想感情是来于专制、利于专制的，难道我们还要敬之爱之吗？古人往矣，我们可以原谅；对自己就应该躬自厚。如何厚？一方面是知，以钻故纸为限，要清楚认识，“天佑下民，作之君”这条路并不对，因为其结果必是一人胡作非为，小民水深火热。同理，读《苏武传》，看到为汉武哀哭之事，也就不必依传统赞叹。此即所谓读史的见识。又语云，古为今用，转为另一方面的行，也很简单，不过是冷眼看世态人情，不轻信圣经贤传，遇事，不胡里胡涂奔上街头，随着山呼万岁，如此这般，以防忠君的旧鬼阴魂不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