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有“国家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社会，便绝不可能轻易忽视任何一个儿童存在的价值。他们现在也许还毫无建树，甚至连话都还讲不清楚，但假以时日，可能就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结束一段挪威之旅，回顾过往，无论挪威的美有多么震撼人心，终将随记忆消散。不过，至少仍有一幕是如此让人难以忘怀：当地小孩总能眉开眼笑地在湖边戏水、在山林里纵情奔跑、在雪地上踩着滑雪板飞速疾行、在田园间品尝野莓苹果。他们如今依旧享有我们的孩提时代——一段曾经有过的自由，那般无拘无束。即便身处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繁华都市，他们也还是能东奔西跑的孩子。

“儿童至上”是挪威人打造自己国家时牢记的金科玉律。小孩仿佛都是王国的上宾，受到厚爱，享尽国家资源。任何家长只要以处理小孩事务为由，向公司主管请假或者打算提早下班，都绝对不成问题。他们的上司当然偶尔也会这么做。为了小孩放下手边的工作，从来无须编造事由，更不必忸忸怩怩地难以启齿。曾有政府部会首长堂而皇之地请育儿假在家带小孩，桌上政务全部移交给同事代理。此外，还有一名政党要员竟以当天要接小孩放学为由，临时缺席年度党代表大会。该党主席获悉后仅回了句：“噢，这样啊，小孩总不能自己回家吧。”日理万机、统揽国政大权的挪威前总理斯托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在位时，其经典名句之一便是：“把小孩照顾好，是每位国民每天生活中的首要工作。”

挪威儿童之所以深获国家重视，是有迹可循的。20世纪前半叶的欧洲社会战祸连天，分别起于1914年和1939年的两次世界大战，前前后后造成了欧洲数千万人死亡。为避免国家劳动力出现衰减，各国政府开始赋予本国女性增加国家人口的重要任务。当时还未把焦点直接放在儿童身上，而是大肆宣传生养子女是女性同胞爱国的表现，甚至还说怀孕是妇女能为国家做出的最积极贡献。甚至还有生小孩就颁发奖牌的创举。

国家尽其所能地要求妇女同胞多生小孩，目的就是要填补因为战争所造成的人力空缺。当时欧洲许多有识之士都十分担心自己国人的生育率会落于人后，挪威自然也不例外。直到2012年全国人口终于突破500万，挪威才从长期人丁单薄的危机感中，稍稍松了一口气。

不过，两次大战期间，正巧也是欧洲妇女运动抬头的时期。男人在战场上死伤无数，间接促使一夜之间成了寡妇的女人们学习如何独当一面。她们为了维持生计、养家糊口，纷纷外出寻找工作，成为家中重要的经济来源，并且开始积极投身于公众事务。就算有些家庭的男人安然地从战场上回来，也未必能重新适应已经恢复太平的日子。于是许多家庭多是由女人挑起肩头重担。传统性别角色定位自此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对照当时将女人视为生育机器、鼓吹女人以怀孕生子为己任的政令宣传，欧洲妇女实际上已开始希望走出家庭、追求自我。

挪威的女权意识也跟着这一波浪潮风起云涌，当代文学作品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19世纪中期，挪威女作家卡米拉·柯莱特（Camilla Collett）^[1]在1854～1855年匿名发表了一部名为《总督女儿》（Amtmandens Døttre）的小说，描述了一名年轻少女，无惧性别枷锁，抵死不从父亲为她安排的婚事，展现了个人情感不受操纵的自主性。小说情节无疑严重违背了那个年代世俗的道德观，让挪威社会为之震撼。挪威的女性们却大受启蒙。

紧接而来，1879年由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Johan Ibsen）创作的《玩偶之家》（Et dukkehjem），又进一步将传统女性长期受到的束缚与不公，写实地摊在阳光下。女主角自行结束婚约，最后甚至抛夫弃子，这在当时简直是离经叛道，因此受到欧洲保守人士的强烈批评。其影响所及，远不止于挪威。和易卜生并称挪威文坛两大巨人的另一位挪威文学家比昂松也在1883年以一部《手套》（En hanske），重重敲击了那堵父权之墙。光是女主角丝薇瓦因为未婚夫在外偷情，而将手套砸在他脸上的一幕，就足以让欧洲传统社会中信奉男尊女卑的信徒浑身不舒服，以至于要修改后才能上演。更早之前，曾在1928年获颁诺贝尔文学奖的挪威女作家西格里德·温塞特（Sigrid Undset）^[2]，在欧洲女权运动萌芽之初，即不畏人言、身先士卒地主动舍弃信奉基督新教（挪威国教为基督新教），改而信奉天主教。借此宣告自己虽然是个女人，但也有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挪威女性地位的走势，就像一条从谷底跃升的弧线。经过半个世纪的推进，挪威女人如今堪称已和挪威男人平起平坐。女性总理就出了两位，连王室也一举跟进修改继承条款，未来挪威也可能出现女王。

于是，问题随之而来了。若要提高生育率，就要依赖于妇女怀孕生子。虽然战后出现了婴儿潮，但新时代的女人除了生养子女，她们也想出门上班，想追求自我。新一代的女性早就不甘心承接老一辈母亲的命运，成天被绑在家庭琐事上，夜以继日地独立辛苦地抚养小孩。那么，最直接有效的解决之道，就是把父亲拉回家庭，并训练他们能和太太一起携手操持家务。

战争造成人口数量下滑，妇女因此被鼓励生育，但受女权意识抬头的影响，女人不再愿意完全埋首于家庭工作。无须再上前线作战的男人，必然就得一同担负起子女的养育责任，这样进而逐渐改变了现代父亲的角色。从此小孩的成长教育便是由父母共同承担。本书各章节所提及的挪威式教养内容，自然不会只是妈妈的天职和义务。事实上，也唯有沉浸在平等社会的氛围之下，许多挪威教育措施的设计初衷才有付诸实践的可能。(www.daowen.com)

当男孩能把毛线球织成一条围巾，女孩能使用榔头、扳手制作桌椅，意味着男女双方都被训练成“更完整的人类”。由这些新新人类所造就出的整体国力表现，恐怕早就远超过当初纯粹为冲刺人口数的政策预期。

在挪威诸多政府机构中，管理儿童事务的部门全名为“儿童、平等暨社会包容部”（Barne-,Likestillings-Og Inkluderingsminister）。基于上述背景，我们得以理解这个部门将三者归纳为同一范畴的用意。尤其是“平等”和“儿童”之间的关联性。因为一旦论及挪威儿童福利制度，归根究底，很多都是出于两性平等的精神。所有育儿假、育婴津贴、幼儿园托育制度，都是同时考虑到父母双方的条件和需求。更重要的是，每日平均工时法规的落实，让家长在工作之余，还能有余力亲自接送小孩，而且没有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接送小孩上学、放学的人应该都是妈妈。

在父权体系下，我们习以为常地认为照护小孩是母亲的工作。但挪威父母在小孩的成长过程中，会彼此轮流为子女洗澡、换尿布、讲故事、接送上下学或者推着他们出门散步，少有失衡状态。这也是当地教育内容中，相当注重的儿童健康人格养成的必要条件。他们不仅传授下一代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同时也让父母能以平等的方式参与子女的养育。

至于为何如此大费周章，要把父母都拉进子女教养的核心圈里，这又要回到小孩本身所代表的意义了。儿童不再只是某个族群的集合名词，每一个小孩都应该被看作单独的个体。这样的态度同样也是从平等观念衍生而来的，挪威人认为小孩不该被视为父母的附属品。最重要的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未来的公民。任何一个有“国家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社会，便绝不可能轻易忽视任何一个儿童存在的价值。他们现在也许还毫无建树，甚至连话都还讲不清楚，但假以时日，可能就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决定性的改变。

在挪威，每个孩子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都能受到国家的重视，并享受均等的教育机会与资源。当地所有的公共空间、大众运输乃至政府、民间举办的各式各类活动，从未忘记要给小孩保留一席之地。如此一来，保障小孩有限的空间就是相当顺理成章的事了。培育儿童的工程，其影响甚为深远而重大，那么父母双方又有哪一人可以缺席呢？

挪威人之所以认为儿童至上，关心小孩的教养过程，以及在乎他们未来可能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是因他们应该具备了更宽阔的眼光和心胸。身为家长，挪威很少有人只盯着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想象他们有一天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人们意识到任何一个小孩都是社会共同的资产，彼此牵动着各自的未来。

【注释】

[1]卡米拉·柯莱特成名于19世纪中期，其所著的《总督女儿》一书，描述了一名少女因勇于表达自我，进而成功地抵抗了父亲为她安排一段婚姻。在那个时代，这样形同直接挑战了欧洲父权社会的游戏规则，甚至可谓大逆不道。不过，此书一出版，随即受到欧洲女性读者的大力支持，众人竞相阅读。连挪威剧作大师易卜生的作品也深受柯莱特的影响。

[2]至今，挪威史上曾出现过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分别是比昂松、汉姆生（Knut Hamsun）与西格里德·温塞特。而西格里德·温塞特是唯一的女性。她善以细腻的笔触，直捣当时挪威社会道德沦丧和伦理败坏的阴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