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挪威人的育儿观念，所有孩子在有能力独立行动与生活之前，都需要父母的照顾和扶持。对于父母和子女来说，此同为一段漫长的学习之旅，且从子女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进行了。

助产士将一张记录娜拉出生信息的粉红色小卡片交给我们。上面记录了如下内容：体重2686克，身长48厘米，头围33厘米。卡片制作得非常简易、稚拙，犹如幼儿园里的代表作。但毕竟那是她来到这世界的首份纪念品，作为娜拉人生起点的一个见证物，它颇有保存价值。

历经六个多小时的阵痛，葛罗莉亚（作者的妻子）终于顺利产下一名女婴。得知娜拉出生后，她的第一反应是：“她怎么没哭？”19世纪欧洲人对外殖民统治时期，流传着一则历时久远的传说：古老的爪哇人认为婴儿离开母体哭个不停，很可能是发现眼前的世界让自己感到不舒服，进而想钻回妈妈的肚子里。我们无从得知娜拉当时静默无声的含义，不过，因为哭声通常被用以判断新生儿是否健康无碍，尽管娜拉紧接着便使劲儿地啼哭起来，前后几秒钟的时间差还是让我们一度感到不安。

对于是否要留在挪威生产，葛罗莉亚怀孕初期一直举棋不定。稍早之前，曾耳闻几位华裔挪威太太不甚愉快的生产经历，使她心生疑惑。若是完全接受挪威医疗体系的生育安排，会不会是一个冒险性的尝试？

挪威医生总是坚持己见，无视个别孕妇的孕期反应，也不考虑亚洲人和欧洲人体质的异同。非得孕妇临产状况显现危机时，才同意剖腹生产，此刻，孕妇历经数小时的阵痛折磨已痛不欲生。产检过程则去繁就简，家庭医师仅会从母亲怀胎第十八周开始，到数月后小孩出生的这段时间，为孕妇转诊至妇产科诊所进行超声波检查。那是母亲经由仪器观察到自己胎儿的唯一机会。由于和印象中的产检流程不尽相同，我们生怕得不到密集的检查信息，会增加生产风险。娜拉出生后的前几秒钟处于无声状态，使得葛罗莉亚一度以为自己当初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

或许是第一胎的缘故，自从知道她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就变得紧张兮兮的。我尤其刻意地避免碰触葛罗莉亚的腹部，严正提醒她走路小心，最好不穿高跟鞋。当然，把情绪已然不太稳定的孕妇当作小孩子般纠正提醒，换来的就是双方无数次的口角。很多时候，当初怀孕的葛罗莉亚也处于精神紧绷状态时，擦枪走火的争执也就在所难免。

葛罗莉亚总是时时刻刻挂念着肚子里的娜拉，想知道她心跳是否正常，每周身形有没有按照标准成长变化，胎儿营养摄取是否充足，胎位是否正常，有无脐带缠绕迹象，若不能通过仪器的检查监测，确保娜拉健康无虞，她几乎无法安心入睡。为此，我们经常主动要求家庭医师，纵使不能每个月都安排超声波检查，至少可借用诊所里的胎儿心跳听测器，让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能隔着肚皮聆听她“咻咻咻”的心跳声。

开头那几个月，适逢挪威冬季，室外白雪皑皑，少数人行道上还结了冰霜，对于孕妇来说，简直处处充满危机。我们不得不百倍小心，提防出现任何闪失，以免酿成大错。此外，我们还把所有关于怀孕生产的疑惑，一股脑儿全数“搬往”家庭医师的诊室。如孕妇需不需要运动？该做什么样的运动？能不能提重物？坐能坐多久？站能站多久？该补充什么营养品？怀孕五个月适不适合乘坐飞机短途出差（当时葛罗莉亚刚好有出差任务）？该采取什么样的睡姿才不会压迫到肚子里的小孩？咖啡还能照喝吗？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比起初来乍到，面对这人生地不熟的国度，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更让我们不知所措。

偶尔，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过往熟知的民间迷信也端上台面和家庭医师讨论。例如家中此时能不能钉钉子、敲榔头，或者是不是真的不宜搬动床铺、调整家具的位置。每一次我们约好家庭医师，都会随身携带着千奇百怪的问题登门请教。有些顾忌确实必须得到专业建议，有些则因多虑无知。直到有一次，耐性十足的家庭医师终于忍不住对葛罗莉亚说：“听好，记住了，你只是怀孕，不是生病。别去想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了。”言外之意，应该是要我们适可而止，不要再杞人忧天。由于为了确保怀孕过程万无一失，加上两人无法克制的紧张，怀孕初期的喜悦之情后来的确有些变调。

于是，我们重新调整生活的节律，试图以轻松的心态面对怀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不安。这个时候，葛罗莉亚已迈入孕期第六个月。出门环顾周遭，我们发现其他挪威孕妇走在路上时，并不特别掩饰自己的大腹便便，少有人会以宽松的洋装刻意遮盖圆滚滚的肚子。她们穿着轻便，挺着肚子照样逛街、买菜，在泥泞的雪地上健步如飞，又或者写意豪迈地坐在露天咖啡馆里，欣赏着窗外的冬雪，与友人谈笑风生。即使坐公交车，也不会有人刻意起身给她们让座。在挪威，推着婴儿车上街也许偶尔能得到旁人出手相援——对待孕妇，当地人多半视其一如常人。

葛罗莉亚决定与当地人一样，除了未仿效挪威人不加掩饰自己日益浑圆的腹部外，她已渐渐地摆脱了惊弓之鸟般的状态。至于我，多数时间爱莫能助，只能遵照挪威医师的指示，“别给孕妇幼儿般无微不至的照护”。

预产期日益逼近，我们被转到奥斯陆弗罗古纳尔（Frogner）的卫生中心，那里有专业的助产士为我们提供进一步的咨询。助产士制度（Jordmor）在挪威行之有年，在一个不习惯由祖父母插手育儿工作的国家，助产士的作用就是让我们这类对新生儿一无所知的父母不至于感到彷徨无助。她们的工作还包括徒手按压孕妇肚皮检查胎位，以及确认孕妇是否即将临盆。同时，不仅要关照孕妇的生理反应，最主要的还需协助孕妇保持平静的心情。当时助产士提醒葛罗莉亚随时都有可能破水，事后果不其然，娜拉在葛罗莉亚离开卫生中心后的隔周就提早报到了。

负责协助葛罗莉亚生产的挪威国家医院，位于奥斯陆北区的一座小山丘上。据报载，挪威王室的小公主英格丽德·亚历山德拉（Princess Ingrid Alexandra）也是在这家医院诞生的。过去10个月成天忐忑不安的我，某种程度上竟将这则消息当作医院的医疗质量保证。

待在产房，葛罗莉亚和产前阵痛进行顽强的搏斗，偏偏“父亲”一职尚无用武之地。但回顾这一路以来“挪威式”的怀孕过程，其实已经在训练我如何迎接一个全然陌生的生命——既然生育是人类世界的常态，那么挪威的家庭医师、助产士始终对此淡然处之，举国不予孕妇特别待遇的方式，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我很庆幸挪威医疗体系自始至终都把我们当作一般的挪威父母，我们才得以一步步地筛除掉无谓的焦虑和紧张。风险也许依然存在，但却不应该过度干扰即将为人父母者的日常生活。

没有人可以真正掌握孕妇肚里胎儿的实际感受，我们也早就遗忘了自己初生为人时的经验。所有人都是如此，最多是以一种人性本能的直觉和反应，去想象、揣测一个新生命的喜怒哀乐和任何可能的不舒服、不愉快。尽管无法确切地理解小生命的内在世界可能会让准父母略感不安，但挪威人认为“天性”终将协助孩子适应自己身处的环境。那么，又何须过分依赖仪器、偏方、药物，乃至风俗迷信呢？

不可否认，欧洲人的确有其先天的体能优势，即便挺着大肚子，当地妇女在行动上也甚少有负担，旁人自然不需要投去太多的关爱眼神。无形中，这其实有助于新手父母以平常心面对新生儿。孕妇不会因为被认为“弱势”而处处受到礼遇，不会以为挺着肚子必然危机重重，平白给自己增添额外的心理压力。

娜拉当然是我们的掌上明珠，我们很难不对她视若珍宝。但我们也明白，其实没有理由期待周遭所有的人，和我们一样看待葛罗莉亚肚子里的孩子。对于娜拉来说，日后这或许不是件坏事。

直到今天，挪威人仍可选择在家生产。^[1]有些人相信，熟悉的环境可以大幅度地减轻孕妇的压力。我们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比起想象中冷冰冰的手术台，挪威国家医院的产房环境，其实也与自家住宅卧室没有太大差别。葛罗莉亚躺在床上气喘吁吁，我轻抚着她冒汗的额头，助产士最终顺利将娜拉“拖”出，伴随着迟来的哭声，我们家从此多了一名新成员。我这才发现，挪威式简易的生产流程，从头到尾都不见医生出马，意味着生产过程一切顺利，母子均安。在挪威接生小孩，是助产士、护士和父母彼此共同的任务，医生只有在万不得已之下，如难产、需要开刀或注射无痛分娩时才会登场。极其有幸，当时娜拉完全不需要医生帮忙。(www.daowen.com)

浑身皱巴巴、经稍事清洁后身上还带着些血渍的娜拉，很快就被交到葛罗莉亚的手上。这光溜溜的小生物，本能地蜷缩在母亲胸前，护士按照院方传统，送来两杯金黄色、汽泡正哧哧作响的苹果汽水，附带一面挪威小国旗，祝贺母子平安，并嘱咐葛罗莉亚自行盥洗沐浴后，就可转至恢复室。

这又犯了我们认知中的产后大忌。首先，汽水是冰的。其次，产后洗头、洗澡，在我们家乡，这样的行为似乎并不受到鼓励。但在挪威，生完小孩就如同打扫家里的庭院，只要洗个澡、睡个觉，仿佛一切就又重新步上日常轨道。产妇在医院恢复室短暂住宿三天，院方会借此观察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对于父母来说，那三天不仅未被奉为上宾，倒像是参加了新手父母的特别训练营。

就在我们刚从人仰马翻的情境下逐渐回过神之际，院方随即派出另一组护士，每隔三小时就把睡眼惺忪的我们从床上拉起来，嘱咐并教导葛罗莉亚正确的哺乳方式，同时为我们示范如何给眼前软绵绵的婴儿洗澡、包尿片和更衣。在我看来，挪威护士对待新生儿的手法未免太过粗鲁。洗澡是用恢复室里的洗手槽，她们抓着婴儿冲洗的过程，和冲刷杯子的手法不相上下。更衣、换尿布的动作，兼杂着拉、翻、抓、扯，我们几度为娜拉捏把冷汗。直到出院前，我们已被训练了数十回，也终于理解，技巧熟练后，确实无须把婴儿当成吹弹可破的易碎品。

三天的恢复室生活，我们分分秒秒都处于被护士赶鸭子上架的状况。他们让一对原本毫无头绪的新手父母，在最短的时间内，硬着头皮练习打理新生儿的一切，以确保我们离开医院后，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当然，这三天娜拉都睡在葛罗莉亚身边，母子隔离的“育婴室”早在21世纪初就从挪威彻底消失了。全面推行“母婴同室”的目的，正是让我们这类新手父母及早熟悉育儿琐务。在那三天中，我们的确苦不堪言，葛罗莉亚尤其疲惫不堪，多数时候我们皆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频频拉铃请求护士前来协助。幸好挪威“母婴同室”的制度已相当成熟，经验丰富的护士轮番上阵，有效地将我们从手忙脚乱的状况中解救出来。事后回忆，葛罗莉亚和我若非一夕之间几乎以在速成班的方式学习照护新生儿，缩短了日后自我摸索的时间，那么出院后，辛苦的可能就是娜拉了。

至今我对其中一名护士严厉的面容仍旧记忆犹新。当我和葛罗莉亚在恢复室里昏昏沉沉地望着彼此，心满意足地陶醉在初为人父、为人母的情绪之中时，这名护士突然推门而入，迅速料理了娜拉的睡床，旋即托付重任似的把娜拉推到我们手上，以不带同情的口吻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以为生下小孩就可以休息、松懈、去度假了，直到她15岁之前（为何是15岁，容后再叙），你们都会有忙不完的事。”丢下这句话她就转身离开了。

挪威有完善的育儿福利^[2]，新生儿不仅享有出生补助和每月生活津贴，医疗就诊费用也全数由国家埋单。但这个国家也要求父母负绝对的责任。挪威父母亲力亲为养育工作，在优渥的社会福利下，他们未必比其他国家的父母轻松省事，甚至投入的更多。

这是娜拉和我共同经历“挪威化”的第一步。按照挪威人的育儿观念，所有孩子在有能力独立行动与生活之前，都需要父母的照顾和扶持。对于父母和子女来说，其同为一段漫长的学习之旅，且从子女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进行了。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因为子女的病痛、没缘由地哭闹和无法讲道理，而产生超乎预期的沮丧感，但若非参与甚深，我们又如何探究自己是不是称职的爸爸或妈妈呢？

选择让娜拉在挪威出生，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即不假他人之手参与她成长过程的所有变化。从“咻咻”的心跳声，到第一次哭喊、第一次微笑、第一次挥舞着小手和我们指头相碰，吃手指、脚趾，随意把抓到手边的东西塞入嘴中，甚至几度疏忽大意让她摔落床下，借由这些经验累积，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和娜拉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只是，尽管我们熟知所有照护新生儿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还是认为抚育子女实在是件棘手困难的事。

自那年夏天起，因为照顾娜拉，葛罗莉亚和我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夜半时分，每每于心中呐喊着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时，我就会用恢复室里那位看似严厉、实则用心良苦的护士所说的话来激励自己，幻想着一旦在挪威成功地伴随女儿至15岁，就终将雨过天晴，且有机会为娜拉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发展。

这又犯了我们认知中的产后大忌。首先，汽水是冰的。其次，产后洗头、洗澡，在我们家乡，这样的行为似乎并不受到鼓励。但在挪威，生完小孩就如同打扫家里的庭院，只要洗个澡、睡个觉，仿佛一切就又重新步上日常轨道。产妇在医院恢复室短暂住宿三天，院方会借此观察新生儿的健康状况。对于父母来说，那三天不仅未被奉为上宾，倒像是参加了新手父母的特别训练营。

就在我们刚从人仰马翻的情境下逐渐回过神之际，院方随即派出另一组护士，每隔三小时就把睡眼惺忪的我们从床上拉起来，嘱咐并教导葛罗莉亚正确的哺乳方式，同时为我们示范如何给眼前软绵绵的婴儿洗澡、包尿片和更衣。在我看来，挪威护士对待新生儿的手法未免太过粗鲁。洗澡是用恢复室里的洗手槽，她们抓着婴儿冲洗的过程，和冲刷杯子的手法不相上下。更衣、换尿布的动作，兼杂着拉、翻、抓、扯，我们几度为娜拉捏把冷汗。直到出院前，我们已被训练了数十回，也终于理解，技巧熟练后，确实无须把婴儿当成吹弹可破的易碎品。

三天的恢复室生活，我们分分秒秒都处于被护士赶鸭子上架的状况。他们让一对原本毫无头绪的新手父母，在最短的时间内，硬着头皮练习打理新生儿的一切，以确保我们离开医院后，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当然，这三天娜拉都睡在葛罗莉亚身边，母子隔离的“育婴室”早在21世纪初就从挪威彻底消失了。全面推行“母婴同室”的目的，正是让我们这类新手父母及早熟悉育儿琐务。在那三天中，我们的确苦不堪言，葛罗莉亚尤其疲惫不堪，多数时候我们皆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频频拉铃请求护士前来协助。幸好挪威“母婴同室”的制度已相当成熟，经验丰富的护士轮番上阵，有效地将我们从手忙脚乱的状况中解救出来。事后回忆，葛罗莉亚和我若非一夕之间几乎以在速成班的方式学习照护新生儿，缩短了日后自我摸索的时间，那么出院后，辛苦的可能就是娜拉了。

至今我对其中一名护士严厉的面容仍旧记忆犹新。当我和葛罗莉亚在恢复室里昏昏沉沉地望着彼此，心满意足地陶醉在初为人父、为人母的情绪之中时，这名护士突然推门而入，迅速料理了娜拉的睡床，旋即托付重任似的把娜拉推到我们手上，以不带同情的口吻对我们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以为生下小孩就可以休息、松懈、去度假了，直到她15岁之前（为何是15岁，容后再叙），你们都会有忙不完的事。”丢下这句话她就转身离开了。

挪威有完善的育儿福利^[2]，新生儿不仅享有出生补助和每月生活津贴，医疗就诊费用也全数由国家埋单。但这个国家也要求父母负绝对的责任。挪威父母亲力亲为养育工作，在优渥的社会福利下，他们未必比其他国家的父母轻松省事，甚至投入的更多。

这是娜拉和我共同经历“挪威化”的第一步。按照挪威人的育儿观念，所有孩子在有能力独立行动与生活之前，都需要父母的照顾和扶持。对于父母和子女来说，其同为一段漫长的学习之旅，且从子女出生那一刻就开始进行了。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因为子女的病痛、没缘由地哭闹和无法讲道理，而产生超乎预期的沮丧感，但若非参与甚深，我们又如何探究自己是不是称职的爸爸或妈妈呢？

选择让娜拉在挪威出生，其实也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机会，即不假他人之手参与她成长过程的所有变化。从“咻咻”的心跳声，到第一次哭喊、第一次微笑、第一次挥舞着小手和我们指头相碰，吃手指、脚趾，随意把抓到手边的东西塞入嘴中，甚至几度疏忽大意让她摔落床下，借由这些经验累积，我们也发现了自己和娜拉之间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只是，尽管我们熟知所有照护新生儿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还是认为抚育子女实在是件棘手困难的事。

自那年夏天起，因为照顾娜拉，葛罗莉亚和我没有睡过一夜好觉。夜半时分，每每于心中呐喊着这一切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时，我就会用恢复室里那位看似严厉、实则用心良苦的护士所说的话来激励自己，幻想着一旦在挪威成功地伴随女儿至15岁，就终将雨过天晴，且有机会为娜拉的人生带来意想不到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