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兴诗成乐”，是从修身行事、安身立命方面来说的。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7]“兴”的意思是“起”，亦即感发情志；“兴于诗”是说修身要从学诗开始，亦即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论语集解》引包咸注：“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立”的意思就是在社会上安身立命，即孔子所说的“三十而立”；“立于礼”是说安身立命就需要学礼。“成”的意思则是修身成性，“成于乐”是说修身成性依赖于学乐。可见文学艺术在儒学中对于人生具有何等的分量。

1．诗缘情

“诗缘情”一语，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美，赋体物而流亮。”其意思是说：诗歌出自情感。这就正如荀子所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98]东汉班固也说：“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99]何休也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100]刘勰认为：“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101]诗是“为情造文”的，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唐代孔颖达说：“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发，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102]所以，汉代《毛诗序》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的“志”和“情”是一个东西。正如孔颖达所说的：“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103]

关于诗歌音乐源于人心情感，《礼记·乐记》认为：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一部《诗经》都是缘情、言志的，那些知名、不知名的作者，往往夫子自道，如：“夫也不良，歌以讯之”^[104]；“维是褊心，是以为刺”^[105]；“家父作诵，以究王讻”^[106]；“作此好歌，以极反侧”○10；“君子作歌，维以告哀”○11；等等。所以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12“贤圣”未必，“发愤”则是无疑的。

2．乐和同

前面说过，儒家文化乃是“礼乐”文化，有礼和乐两个方面。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110]荀子认为：“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111]根据儒家的观念，这两个方面的功能是：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礼的作用在于确立社会系统的结构秩序，而乐的作用则在于这些结构要素之间——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和谐、亲和。正如《周礼·地官·大司徒》所说：“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所以荀子说：“乐之中和也”^[112]；“乐言是，其和也”^[113]。“中（zhōng）”是“中（zhòng）节”的意思，也就是合乎“礼”的节度；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和”的问题。所以《中庸》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也就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意思。陈淳指出：“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此‘中’即所谓‘和’也。”^[114]所以，乐之和同的前提乃是礼之别异。如果无“别”，也就谈不上“和”了。

这就涉及儒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即“和同”论。儒家主张有差别的“和”，反对无差别的“同”。孔子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15]和而不同，也叫“和而不流”，《中庸》指出：“君子和而不流。”好好先生似的一味附和众人，便是“流”，便是“沉沦”；以不同的意见跟他人互相补充，这就是“和”。“同”是单一、单调，而“和”才是丰富、和谐，也才是美。这种思想由来已久，西周末年，史伯说过：“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16]差异对立方面的“和”，能使物生长丰盈；而绝对单纯的同一，则毫无意义。春秋时期，晏婴更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思想：

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无干，民无争心……先王以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是济水，谁能食之？^[117]

晏婴这里是以调羹为例，说明和而不同的道理。(www.daowen.com)

儒家认为，“和”的意义是重大的。《礼记·乐记》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所以董仲舒说过：“德莫大于和。”^[118]张载指出：“和则可大，乐则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119]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和”具有本体论的意义。

“和”在文学艺术上的体现，就是“乐”；反之，“乐”的社会功能就是“和”。例如音乐，“同”是单调乏味的，“和”才和谐优美。这就正如晏婴所说：

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徐疾、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120]

也正因为如此，儒家认为，“乐”还具有普遍的伦理政治意义。孟子认为：“闻其乐，而知其德。”^[121]《礼记·乐记》认为：“乐者，通伦理者也。”《白虎通·礼乐》说：“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奏合一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

3．律和声

乐之“和”是有标准的，就是“律”，这就正如人之“和”是有标准的，就是“礼”。在这个意义上，礼也是一种律。所以，“律”后来引申出一般的“规范”的意义，诸如法律、纪律、诗词格律、规律等。

所谓“律”，本来是指古代乐器的一种校音器，最初是用不同长短的竹管均衡地排列而成的，能发出不同的标准音。律是调音的标准。最初是所谓“六律”，后来则是“十二律”（阳律六律，阴律六吕）。关于音律的发明，《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于懈溪之谷……次制十二简，以之阮隃之下，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这种记载当然未必可靠，但它表明最初的律吕是用竹做的则是事实。

关于“律”，《说文解字》解释说：“律，均布也。从彳，聿声”；“彳，小步也。”这就是说，律是一种均匀的分布，就像人的步伐一样有均衡匀称的节律。显然，这种均匀分布本身就是一种“和”，是建立在“异”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律是在差异基础上的和谐的象征。这也就是“乐以和同”的根据所在。

所谓“律和声”，是说音乐的声响要靠“律”来“和”；假如只是不同的声响凑合起来，却不合律，那就不会和谐，也就不是音乐。所以，“和”的效果由两个因素造成：“别”“律”。两者缺一不可。有别无律，那是杂乱的异而不和；有律无别，那是单调的同而不和。既有别，又有律，才是异而不乱，和而不同。这显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例如社会群体的人际关系，既需要礼以别异，也需要乐以和同，否则不是动乱纷扰，就是单调沉闷。所以社会既需要礼，也需要乐。唯其如此，儒家才会特别重视“礼”“乐”的配合，从而形成“礼乐文化”。

审美活动例如文学创作，也是要追求“和”的，因而也需要“律”。此所谓“律”，就是文学创作的规律、规范。在中国文学中，最明显的是诗词格律，严格讲究用韵、平仄、对仗、粘联等。其实其他任何体裁的文学创作，都是有它的规范的。这些规范有的是人为制定的，有的是自然形成的，然而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必须遵守的规范。俗话所说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就是这个意思。文学创作如果没有这种“律”的规范，也就没有文学作品的“和”的美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