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性的持存角度看，爱美是一种天性；从德性的外发角度看，求美是一种自然倾向。发自本心德性的自然倾向，乃是一种意向。爱美只是一种审视，属于“知”的范畴；求美则是一种意欲，它是指向“行”的。既有所“求”，便有所“欲”。既有所“欲”，便有一个是否合“理”的问题。所以，儒家讲求“理欲之辨”。

1．理欲之分析

“理欲之辨”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于“欲”，儒家有两种不同的语义及其用法。

一种是指与“理”相对立的“欲”，亦即所谓“人欲”“私欲”或者“情欲”。这是宋明儒家着力分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所谓“天理人欲之辨”。他们的一个著名口号，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他们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前提，就是已经预先把人欲和天理绝对地对立起来了，两者乃是互为外在的东西。即使是当时的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认为“心外无理”，但仍然是把人欲与天理视为对立面的。难怪后来戴震就骂他们：“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60]；“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所以戴震指出：“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61]

另外一种则是指的正当的、正义的“欲”，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欲”。孔子说过：“我欲仁，斯仁至矣。”^[62]显然，这种“欲”就是正当的，甚至于是善的。这就正如戴震所说的：“人之有欲也，通天下之欲，仁也。”^[63]在他看来，人皆有欲；能使天下人的欲都能通达，那就是所谓“仁”。本来，人欲或情欲并不一定就是恶的或善的，它本身无所谓善恶，而不过是人性的一种自然表现。我们试看孟子这一番著名的话：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64]

我们认为，孟子这段议论实在透彻。人欲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善恶，只不过不同的欲望之间是存在着高下等级之分的。尽管生和死的关系可以说是一种善恶关系，但是生和义的关系就绝不是一种善恶关系了，它们只有程度的差异。欲吃鱼肉，欲吃熊掌，欲生存，欲正义，原来都是正当的。但当它们在特定情况下发生了冲突、不可兼得的时候，就有一个取舍问题了：熊掌自然高于鱼肉、义当然高于生。取舍的标准，当然是“仁”。价值体系本身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层级系统；而在儒家看来，处于其顶层的就是“仁”。

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理和欲的关系的理解。宋明儒家一开始就把理和欲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本来就是不对的，势必导致否定人欲。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应该以孔、孟所主张的为准。因为，欲是人性的自然流露，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人欲也就是善的了。在这个意义上，人欲就是天理。天之理就是心之理、性之理、欲之理。在这方面，后来明清之际的儒家是更正确的。例如王船山说：“礼虽纯为天理之节文，而必寓于人欲以见”；“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65]后来戴震说得更好：“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66]；而且，“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之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67]？所以，“理者，存于欲者也”；“古圣贤所谓仁义礼智，不求于所谓欲之外”；进而言之，“遂己之欲者，广之能遂人之欲；达己之情者，广之能达人之情。道德之盛，使人之欲无不遂，人之情无不达，斯已矣”^[68]。这正是孔子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69]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所谓“仁”的本意所在。

我们所谓“求美之意”——对美的追求，也就是这样一种“欲”，它是发自内心德性的。“人生而后有欲”，其中也有求美之欲，这是“血气心知之自然也”，亦即人之天生德性的一种自然表现。

2．义利之辨别

有求便有欲，有欲便有行。而但凡有所行，就有一个是否正义、正当的问题。儒家认为，凡正当之行，就是“义”，即孟子所说的“义，人之正路也”^[70]、韩愈所说的“行而宜之之谓义”^[71]；凡不正当之行，就是“不义”。同时，所谓有所求，其实就是有所利，也就是说，欲求及其行为总是指向某种利益的。这就涉及正义与功利之关系，亦即“义利之辨”了。

义利之辨也是儒家哲学当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两派意见：(www.daowen.com)

一派认为，义和利是对立冲突的。本来，孔子是持义利统一的观点的，孟子继承了这个观点，但却多少开始偏向义利冲突的立场。例如他说：“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72]这跟孔子的观点还是基本一致。但他又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73]这就过分地强调了义利之间对立的一面。同时，荀子也讲：“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义胜利者为治世，利胜义者为乱世”。^[74]这种过分突出义利对立一面的观点，被后来儒家所加强。例如董仲舒的一句名言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75]这就把正义原则跟功利原则视为绝对对立的了。到了宋代儒家那里，这种倾向就更加严重了。例如程颐认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76]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于之私也。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殉人欲，则求利未得而害己随之。”^[77]这就把“义”和“利”跟“天理”和“人欲”等同起来了。宋儒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这就等于主张存义、灭利。

另一派则认为，义和利是一致的，至少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例如张载认为：“义，公天下之利。”^[78]李觏指出：“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79]叶适则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80]而颜元则指出：“全不谋利记功，是空寂，是腐儒。”^[81]并且针对董仲舒而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以计其功。”^[82]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更符合于原典儒家的立场。就孔子本人来看，他虽然也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3]、“君子义以为上”○10这样的话，但他更多的时候还是把义和利视为可以统一的。他说：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

求富当然就是谋利，然而只要可求，那就不妨为之。所谓“可求”，是说可以在无碍于正义的情况之下去求。可见义与利之间是可以无碍的。而所谓“不可求”，就是“不义而富且贵”，这对于孔子来说“于我如浮云”，是他不屑一顾的。所以孔子主张“见利思义”^[86]、“义然后取”^[87]。不仅如此，儒家认为，真正的“大义”，其实乃是一种“大利”。《易·乾文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合义”；“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由此可见，正义与功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3．意义之追求

通常以为，审美是无功利的。这里理解的“功利”只是一种狭隘的理解。其实，只要有所“求”，也就有所“利”，求美亦然。儒家理解的审美活动，其实正如《周易》所言：“以美利利天下。”这种“功利”，乃是一种“意义的追求”。

儒家美学对意义的追求，包括对真、善、美的追求。尤其对于文学，儒家追求一种“尽善尽美”的境界。孔子曾经评价古乐，则是以“尽善”和“尽美”两种尺度分别来谈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88]《韶》是舜时的音乐，孔子认为它已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而《武》则是周时的音乐，孔子认为它虽然美，但在善方面还有所欠缺。孔子说过：“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89]其中，学诗“可以观”“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从求“真”方面来讲的。孔子甚至认为，不学诗会使人盲目无知，“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90]？诗不仅有助于“知”，而且还有助于“行”，所以，孔子又讲：学诗可以“迩之事父，远之事君”^[91]。孔子还曾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92]这些都是从“行”的方面来讲的。

这就是说，儒家的美学追求，不是形式，而是内容；不是文辞，而是意义。孔子虽然说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但他也说过：“辞，达而已矣。”^[93]“达”什么？达“意”，即意义。对此，司马光有深刻理解：

古之所谓“文”者，乃非今之所谓“文”也。今之所谓“文”者，古之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无事于华藻宏辩也。^[94]

这里的“诗书礼乐之文，升降进退之容，弦歌雅颂之声”都是从内在意义上来讲的。所以，孟子主张：“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95]而此所谓“志”，就是思想感情，就是意义。这就是儒家所追求的。

意义的追求，首先就是求知。但此求知，所求的实际上就是善。孔子说过：“苟志于仁矣，无恶也。”^[96]此“志”即“诗言志”之“志”，此“仁”即善（无恶）。但“仁”作为一种感情，最高的境界是“美”，亦即审美情感。这就是我们前面已谈到过的孔子“吾与点”的意思。所以，儒家所求最高意义，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