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天命之谓性”成就了人的德性,包括审美德性,那么“率性之谓道”就体现了人的本真活动,包括审美活动的特征。在儒家美学思想中,“率性之谓道”有充分的体现。审美活动应该说是人的一种最率真的活动,这一点是儒家美学看到了的。儒家美学的这种“率性”观念,是建立在其性善论基础之上的。
1.性善论
关于人性的道德性质,儒家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之分。
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邪恶的,而善性是后天改造的结果。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49]因此,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因此“圣人化性而起伪”,“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50]荀子这种“性恶论”虽然能够论证“圣人移风易俗”的必要性,但是无法论证儒家的仁学思想,因而未能成为儒家哲学的主流。
儒家人性论的主流和正统是孟子的“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51]具体来说,人性包括仁义礼智“四端”(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之所以称之为“性”,是因为它们都是天生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辞让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52]。所以,“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53]。正是因为人性本善,所以只要真正率性而行,也就无所不善了;如果人性本恶,那么循性而行岂不就成了随心所欲地作恶了?所以主张人性恶的荀子的思想不受重视,而主张人性善的孟子的思想就成了儒家思想的正统。
这种天生的善性,孟子又称之为“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54]“良知”又叫“良心”,孟子认为这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只是由于不良环境的影响,他才放失了自己的良心。放失了的良心,叫作“放心”。所以他说:“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55]找回自己已经放失了的良心,就叫“求其放心”。这种作为德性的良心又是天所赋予的,所以后世又称之为“天良”。这就将“天”和“心”相提并论了。“天”到了宋明理学那里,又称为“理”或者“天理”。所以,我们看到儒家价值观念的一种极为常见的典型表述:“天理良心”就是一切正面价值的最高尺度;“伤天害理”则是一切负面价值当中的极致——所谓“丧尽天良”了。
2.向善论
由于人性本善,所以人们遇事总是本能地向善的。如孟子说: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56]
猛然看见一个小孩将要落入水井,任何人都会立即本能地产生一种惊骇而怜惜的感情,这显然既不是因为跟他或她的父母有何私交,也不是为了谋取什么名誉,而是出于本心固有的善性。这是谁都可以感受的经验,充分证明了人是本能地向善的。这种本能的善,就是“诚”。孟子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57]诚是天道,也是人道,因为“天命为性”,人性乃是天成的。所以,“不诚无物”,不诚无人。
关于人性是否天生向善,孟子与告子之间还发生过一场辩论:(www.daowen.com)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58]
告子认为,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或恶,像水一样,本无所谓东流水还是西流水,你在东方决开口子它就往东流,西方决开口子它就往西流。这看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孟子反驳道:这并不是东、西的问题,而是上、下的问题。水很难往上流,而总是往下流,这就正如人性,总是向善的。你可以使水流上山,但这并不是水的本性;你可以使人学坏,但这也并不是人的本性。水自然向下,人自然向善。
扩展开来理解,人按其本性,也总是自然倾向真、善、美的。没有人会本能地喜欢假的东西、恶的东西、丑的东西。这个道理对理解人的审美活动是很重要的。人是天生地爱美、天生地倾向于美的。
3.率性论
人性之善乃是天性,所以人就不妨“率性”而行,这样,他的行为无论如何也是善的。这种“率性”,其实就是儒家追求的一种“自由”境界。作者曾经谈到儒家的自由精神,就是“如其所是”的生活:
所谓“如其所是”,就是在现实中的合乎本性的生活。所以,你得既意识到自己的本性,又意识到实现这种本性的现实。二者缺一不可。例如“爱”(广义),儒家所谓“仁”。“仁”是一种能力,就是“能爱”。你要意识到,能爱,这并不是别人强加给你的要求,而是你自家的本性。否则爱就成了你的一大负担,哪里还有自由之感?所以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不是人家要我“仁”,而是“我欲仁”。儒家认为:“仁者爱人。”又说:“仁民爱物。”爱一切人;而且爱一切物。这似乎是一种“泛爱”“博爱”。但这不对,因为你忘了现实问题。例如在宗法社会里,泛爱或博爱是不能自由的(你爱别人的妻子吗?像爱自己的妻子一样吗?)。所以,当时讲“兼爱”即泛爱的墨家不能成功,几成绝学。而儒家当时讲“爱有差等”,就是说,爱的程度是有亲疏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所谓“承认现实”。
孔子自述一生自我修养的经过,就是儒家追求自由的一个写照:“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里共有三个阶段、三种高低不同的境界:“三十而立”只是能够安身立命、如其所是地生活;“四十而不惑”则已经意识到其本性之“然”(知道是“我欲仁”);“五十而知天命”则更进一步意识到其本性之“所以然”(知道是“天性”“天良”,亦即所谓“天命之谓性”)。此一阶段又可以再细分三种境界:“知天命”还是“有意识”的,还不觉得真正自由;“耳顺”就感觉要自由自在得多了,不再那么勉强;“从心所欲不逾矩”就真正彻底自由了,自在了。一方面“不逾矩”,不违礼犯规,不违法乱纪;一方面却感到“从心所欲”,率性而为,随意而行,一如自然,不假安排。这就是儒家所理解的真正的、现实的自由境界。[59]
此处所谓孔子式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是“率性”。
将这种“如其所是”“从心所欲”的态度运用到审美活动上,就是李白所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就是审美的自由境界。其实,这种审美的自由境界同时也是人生的自由境界。真正率性的人生,诚如尼采所说,就是一种艺术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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