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旦被事物所触动、感动，就会情不自禁地赋诗作乐。不要把所谓“赋诗作乐”看得太神秘、高深，其实，原始人、远古先民们都能赋诗作乐：他们随心所欲地唱歌、跳舞，歌词就是诗，歌曲就是乐。例如著名的《诗经·国风》，基本上是一些民歌，也就是所谓“没有文化”的人所赋的诗。当年的汉高祖刘邦，实在是一个没有多少所谓“文学修养”的人，而且瞧不起儒生。可是在他衣锦还乡时，却能情不自禁地唱出一首流传千古的《大风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还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渗透到音乐之中，结果弄得连原始人都会的赋诗作乐，我们现代人、“文明人”反倒不会了，感到高深莫测了。我们丢失了我们的宝贵天赋。可是我们看看今天幸存的那些所谓“野蛮人”“不开化”的民族部落吧，他们却还没有失去他们的音乐天赋、艺术天赋，他们人人都是诗人，也人人都是歌唱家。他们为大自然、为自己的生活而随时引吭高歌、放声歌唱。《诗大序》中对诗的解释，正是这种情景的真实写照：“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咏）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是何其平易、何其自然的事情。

当年孔子及其门徒就是如此，他们周游列国，纵然颠沛流离，有时穷愁潦倒乃至险象环生，可是仍然一路琴瑟，一路歌吟。

1．诗言志

中国是诗的泱泱大国，诗歌是中国文学最典范的形式。所以，儒家特别看重诗歌。孔子晚年整理“六经”，其中就有《诗经》。他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0]相传现存的这部《诗经》就是经孔子改编过的，这虽然不一定就是历史事实，但孔子重视诗则是毫无疑问的。

他之所以如此重视诗歌，就在于他看到了诗歌的重要意义：诗歌乃是仁心情志的自然感发，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心志情感。就前一方面看，那就是中国诗歌美学中的一条重要命题“诗言志”说。此说出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咏）言，声依永（咏），律和声。”这里总共是五个关系项：

志（情）—诗（言）—歌（咏）—声（依）—律（和）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诗言志”。后来历代学者都从此说，例如荀子说过：“诗，言是其志也。”^[41]汉代《毛诗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又说：“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42]后来刘勰指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43]“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并不是说只要说出来的话就是诗了，而是特指的那种表达“志”的言，那才是诗。那么，什么才叫作“志”？

“志”就是“情”。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美，赋体物而流亮。”这里所谓“诗缘情”，也就是《尚书》所讲的“诗言志”。这就是说，“志”即指“情”，所以又有“情志”之说。一般来说，“志”指情感意志，尤其情感。所以《毛诗序》接着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的根本功能并不在于认识，而是在于表达感情。

关于诗歌的功能，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对此，朱熹解释：兴是“感发志意”，观是“考见得失”，群是“和而不流”，怨是“怨而不怒”；“人伦之道，诗无不备”。^[44]这个解释把诗歌的功能讲得很全面透彻，而其首要的功能，就是“感发志意”，亦即感动、促发自己的道德情感、审美情感。这也是“诗言志”的意思。

但在儒家，这个“志”更有其具体所指，那就是“仁”——仁爱之情。孟子曾对“志”有一番阐述，他说，所谓“志”，就是要“志于道”“志于仁”；这就像“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45]这正是孔子所说的“诗无邪”——志于善、无志于恶，志于仁、无志于贪。总而言之，就是仁心的情感之维，由感触而外发。仁可以外发为道德感、正义感等；但是，在儒家看来，情感之维乃是其最原初、最本真的东西。因此，在儒家看来，真正的“诗言志”就应该是仁爱之情被感动而发为歌咏。这种仁爱之心，发之于爱父母之情、发之于爱子女之情、发之于爱君之情、发之于爱夫爱妻之情、发之于爱天地大自然之情，卒而发为咏叹，而发为歌唱，这就是“诗言志”了。

这样发出的言语，似乎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一种韵律节奏，成为诗歌。确实，我们今天也不难体会到，那种发乎真情的语言，总是很有诗意的。(www.daowen.com)

先秦时代，“诗言志”实际有两种情况，一是我们以上所讲的，属于“作诗”以言志；一是后来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形，便是“诵诗”以言志。作诗言志，例如屈原所说的：“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46]；“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47]。诵诗言志，在上古政治、外交活动中非常普遍。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一段很著名的“吴公子札……观于周乐”的记载，就是通过吟诵《诗经》以陈其志、即“观”的例子：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

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

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偪，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在这个例子中，一方是呈诗，一方是观诗；但是双方都在通过诗以“观”对方的“志”——了解对方的思想感情。这就是孔子讲的“诗可以观”。

这种诵诗言志的情景，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普遍：我们有了高兴的事，或者有了伤心的事，往往情不自禁地歌吟哼唱。

2．歌咏言

所谓“歌咏言”，《尚书》原作“歌永言”。“永”的意思是“长”，就是使声音拖长、延长。本来，发自内心仁爱之情的语言已经具有自然的韵律节奏了，但是，这还只是“诗”，而非“歌”。现在这声音再经过“永”“长”起来，自然更加富于节奏感、韵律感，而成为“歌”了。所以，这种被“永”的“言志”之“言”，就是“诗歌”。而对于“言”之“永”，后来就被写作“咏”字。所以，班固就说：“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48]“咏其声”就是“永其声”，就是有节奏、有旋律地拖长声音。

这似乎也是一种很自然的倾向：我们被感动时，语调就会不仅变得有节律感，而且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加永长。这种有节律而永长的诗之“声”，便是“歌”。后世诗歌的严格的格律，例如唐诗宋词那样的格律，当然都是人为创制的结果；但是这种格律一开始就有它的自然基础，那就是早期诗歌中自然显示出来的节律。那时的人们根本没有什么“作诗”、要当“诗人”的想法，更谈不上什么“格律”的观念了。一切都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情感的自然表达，都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不加修饰的。

显然，是“情志”决定着“诗”，“诗”决定着“歌”。情是诗的目的，诗是歌的目的；歌是赋诗的手段，诗是表情的手段。所以，说到底，“歌咏言”的目的乃是为了更好、更充分地“缘情”“言志”——表达感情，尤其表达仁爱之情。这就是儒家所主张的诗歌的基本功能。

3．声依咏

“声依咏”之所谓“声”，是与诗歌、歌咏相对而言的，因此是指音乐，尤其指乐器奏出的音乐。所谓“声依咏”，是说音乐伴奏要以诗歌为准，为诗歌服务。先有诗歌，才有乐器，然后才有音乐伴奏。当然，根据出土文物，乐器的出现时代很早；但是可以肯定，诗歌本身的出现时代更早，它可能是伴随着语言而产生的。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就是世界上最美的歌曲。”这当然是很文学化的说法，但却很适用于人类幼年的情形。太古的情况我们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似乎可以用稍晚些的情况来印证这一点。例如我们注意到，我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的许多散文当中，往往不自觉地、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一种节奏化、韵律化的倾向。我们即使不考虑其内容，仅仅从语言形式上看，也觉得它们很美。

当然，内容也是必须考虑的，而且还是必须首先考虑的因素。根据《尚书》的论述，志（情）是诗（言）的动因，诗（言）是歌（咏）的动因，歌（咏）则是声（依）的动因，声（依）是律（和）的动因。儒家的“礼乐”文化之“乐”，乃是包括了诗、歌、器乐在内的，而其中最为根本的，乃是“诗”。诗歌决定了器乐，器乐服务于诗歌。而诗的根本，则是情志。无“情”无“志”之诗，只是所谓“无病呻吟”。当然，后来发展出了所谓“纯音乐”，就是没有诗歌的音乐。但说到底，即使是所谓“纯”音乐也是不纯的，它最终仍是为情感服务的。纯音乐可以没有歌词，但不能没有感情。无“情”无“志”的音响只是纯粹的声音，不是音乐。音乐的灵魂就是情、志——情感；对于儒家来说，“乐”的灵魂就是仁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