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们首先应该弄清“文学”的内部关系。说到文学，我们首先是指的文学“创作”，如诗歌、散文等的创作。创作的结果便是作品，例如《诗经》。与创作发生直接关系的，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是对具体作品的评论，如孔子讲“《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9]，这就是对《诗经·关雎》的评论。评论是依据一定的理性原则来进行的，这种作为评价标准的理性原则，就是文学理论，中国谓之“文论”。例如上述孔子对《关雎》的评论，就与他的一种文学理论有关：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20]。而文学理论本身又有其更深刻的理论基础，那就是文艺“美学”的观念。孔子认为诗“可以怨”，但是应该“哀而不伤”，不可过度，这是基于儒家的一条重要美学观念的：乐者，和也。^[21]“和”的含义之一是“中和”，它是作为儒家基本哲学观念之一的“中庸”思想的体现，就是调和持中，过犹不及。

美学、文论、批评、创作，这四者是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孰先孰后，不可一概而论。这些要素乃是文学的普遍结构因素，不单儒家如此。它们构成文学的内部关系。至于文学的外部关系，大致也可以划分出四个方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它们也是相互关涉、相互渗透的，共同构成文学的历史背景、时代环境。文学有它的内在规律，即受内部关系的制约；同时也受外部关系的制约，即受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的制约。

再说儒学，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内容单一的学术，而是包含了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美学、文艺理论、文艺创作、民俗学、教育学等在内的一种丰富完备的文化系统。单就文学而言，我们当然可以说有一种“儒家文学”：儒家美学，儒家文论，儒家的文学创作，儒家的文学批评。这是把它们从儒家文化体系中分离出来，以便于进行专门研究。举个例子来说，唐代古文运动当中产生的韩柳散文，本身不仅既是文学创作（散文），其中也有文学批评、文论、美学的内容，但它们首先是儒家的经学、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此即“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此外，还存在大量非儒家文化系统的文学，例如道家、道教、佛教的文学。这些东西，许多也可以纳入本课题的研究，因为它们与儒家的文学往往有关系：或者是互动的，或者是交叠的。所谓“互动”，是说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例如道家魏晋玄学的文学，就受了儒家的重要影响；儒家宋明理学的文学，也受了佛道的重要影响。所谓“交叠”，是说有时候对一个文学现象，你很难简单讲它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抑或佛家的。例如李白的诗歌，你就不能简单说它们是儒家的或是道家的。当他高唱“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时，是颇有道家之风的；然而当他悲叹“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时，分明是一腔儒家的悲悯执着情怀。

所以，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但我们似乎可以做出这样一个估计：整个中国文学，或多或少，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都与儒学有关。

【注释】

[1]吴定宇：《儒家文化与中国文学》，见《学人》第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2]《论语·泰伯》。

[3]《尚书·尧典》。

[4]陆机：《文赋》。

[5]关于中国哲学之为“生命哲学”，可以参看拙文《生命结构与和合精神》，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1期。

[6]韩愈：《原道》。

[7]《周易·系辞传》。

[8]参见蒙培元：《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www.daowen.com)

[9]明清许多学者称“科学”或“物理学”为“格致之学”。

[10]以下参见拙文《儒家哲学的三句真谛：〈中庸〉开篇三句的释读》，《中州学刊》1999年第5期。

[11]《周易·乾彖传》。

[12]《易传》。

[13]《易传》。

[14]《论语·雍也》。

[15]这里所谓“封建”，按现今学界通用的概念，不是指的周代那种“封侯建国”制度，而是秦代以来确立的地主经济、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但前一种用法更切合固有语义，见下文。

[16]汉儒对于《周易》之“易”，有所谓“三易”之说：变易、不易、简易。此说所体现的辩证观点颇有助于说明历史传统。传统中具体历史的东西总是“变易”的，但其中总有某种超越历史的“不易”的东西，这种一以贯之地传承下来的东西总是“简易”的。这种不易的“一”是历史地表现为“多”的。

[17]此处所谓“封建”，即是本来意义的殷周时代的“封侯建国”。

[18]我说近代以来是“民主宪政时代”，是就其历史时代的本质趋向而言的。早在洋务运动当中，民主宪政问题就已经提出来了；到今天，这个历史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

[19]《论语·八佾》。

[20]《论语·阳货》。

[21]《荀子·乐论》：“故乐者……中和之纪也。”《论语集解》引孔安国：“乐不至淫，哀不至伤，言其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