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问题，总需要首先力求明确两大元问题：研究什么？怎样研究？前者是关于研究对象的问题，后者是关于研究方法的问题。我们的研究对象乍看起来不成问题，既然题目已定，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其实不然，其中确有若干必须先行解决的问题，撮要如下：

何谓“儒学”？

这个问题，关系到如何给儒学“定性”，上文虽有涉及，意犹未尽。例如儒家的“五经”，其实本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前“古已有之”的，算不算是儒家的东西？再如魏晋玄学，何晏的《论语集解》，是否应该划入本书“儒学”的范围？又如近代以来的一些学说，譬如维新派康有为的思想体系，算不算是儒学？这涉及怎样对“儒学”作历史定位的问题。如果把儒学界定为一种封建主义哲学或者农业文明时代的意识形态，那就连所谓“现代新儒学”也算不上是儒学了。然而如果我们超越这种狭隘的界定，则结论正相反。而这又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儒学是否具有历史超越性？或者说，儒学是否只能是宗法时代或封建时代的东西？换句话说，工业文明时代的儒学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这些都是必须给以回答的问题。

我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儒学的历史性质。五四以来，儒学被简单判定为封建文化的代表。这是相当偏颇的。必须重新认识儒学。如果儒学只不过是一种封建文化，那又如何说明中国封建制度确立以前的“古儒家”、封建制度崩溃以后的“现代新儒家”？按照现今许多学者普遍接受的观点，中国的封建制度^[15]是在战国以后才正式确立起来的；而早在这之前的春秋时代，孔子便已经创立了儒家学派；至于儒学的许多基本观念还可以推得更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周初的周公那里。至于现代新儒家，谁都知道他们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是地地道道的儒家，然而其所处的时代已非封建时代；尤其是他们的“第三代”，如今很活跃，却是处在港台、欧美那样的资本主义环境中。

这就说明，如何认识儒学的历史时代性质，这是一个必须重新研究的问题。在我看来，儒学也和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形态一样，至少包含两大层面的内容：一是特殊的历史的层面，即“变易”的层面；一是普遍的超越的层面，即“不易”的层面。^[16]否则，你就无法说明文化的继承性；但我们都承认，文化总是有继承性的。如果没有继承，“发展”的观念就是不能成立的：凡旧的东西一概抛弃，凡新的东西一概另起炉灶，一切永远从头开始，何来发展？如此，则人类将永远处在原始阶段。这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方法的问题：历史性的形式，含有超历史的内容。(www.daowen.com)

据此，我把儒学的历史分为“三时九期”。所谓“三时”，是说儒学的历史可分为三个大的时代：先秦的宗法封建时代^[17]的儒学，自秦至清的君主专制时代的儒学，近代以来的民主宪政时代^[18]的儒学。所谓“九期”，是说以上三大时代的儒学又各分为三个时期，加起来共九个时期。民主宪政时代的儒学三期：（1）维新派的儒学；（2）现代新儒家的儒学；（3）当前以及未来的儒学。“未来儒学”，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我看来，至少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儒学虽屡遭厄难，但仍然生存着，并且还会继续生存下去；儒学不仅还将存在，而且目前已经露出了某种“复兴”的势头；未来的儒学将是现代化的儒学，而且它首先应该是超越了“现代新儒家”的儒学。这种“未来”的儒学，已经在萌蘖中了。

何谓“中国文学”？

这个问题比较的简单一些，但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文学”与“艺术”关系密切，有时候纠缠不清。在儒家，则尤重两大艺术形式：诗，乐。这两者其实本是一回事，统谓之“歌”：诗是歌之词，乐是歌之曲（当然，两者后来发生了分化）。“诗”之广义含“乐”，“乐”之广义含“诗”。作为儒家核心经典之一的《诗经》，其实就是一部歌词。至于所谓“失传”的《乐经》，我向来持怀疑态度。人多以为《乐经》应是类似《礼记·乐记》那样的东西，然而《乐记》乃是音乐理论，不是音乐作品或者乐谱。可是既然《诗经》是一部作品集，专门记录歌之词，那么与之相应的《乐经》也应该是一部作品集，是专门记录歌之曲的乐谱。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当时已经发明了记谱的方法。可惜这种记谱法至今还没有发现，也无文献记载，无案可稽。

诗与乐是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形式，儒家尤重赋诗作乐、兴诗成乐、诗教乐化。因此，把它们列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内容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