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提出：要编出高质量的图书，校书之官必须专职久任。他说：“校书之任，不可不专”；“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11）这里所谓“校书之任”“校雠之官”，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编辑”——作为精神产品传播主体的编辑人员。

“专”，是说职之专。我国最早出现的专职编辑，恐怕就是上古时代的“史”吧。“史”之职大约始设于商代，此后历代沿置。周代，分左史和右史。“史”的基本职责是“纪”或“记”，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当然跟编辑无关。但是“史”的上述基本职责自然又派生出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整理既有的史料，以及其他典籍图册。《周礼·天官·宰夫》记载：“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这就是说，“史”通过掌管官方图书来辅佐政治。既然掌管图书，就有整理的职责。这就同编辑工作有关了。

“久”，是说任之久。且以“史”而言，那就“久”到了终身供职以致世袭的地步。

郑樵关于编者应当专职久任的思想，正是从历史的经验中抽绎出来的。他所举的第一个历史范例，就是太史公司马氏：“司马迁世为史官”（11），所以能成就其历史编纂大业。这个意见，在《通志总序》中也表述过：“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勒成一书。”这里，不论是说“世为史官”，还是“世司典籍”，都不外乎专职久任的意思。

郑樵对司马氏父子专注于编述的精神极为钦佩，说：“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20]确实，在《史记》里，凝结着两代人的心血。据《太史公自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司马迁自道《史记》是“述”而不作，“述”即“述故事”，即“整齐其世传”，亦即不“堕先人所言”。可见司马迁是有一个得自司马谈的底稿，亦即“世传”的“先人所言”的。郑樵举这个例子，是要以此证明：真正伟大作品的编著，确实需要编者的专职久任，乃至终身不懈、世代不辍。(www.daowen.com)

郑樵所举的另外一个著名范例，就是刘氏父子校辑群书：“刘向父子，校雠天禄。”（11）刘向、刘歆父子虽然不是史官，但也跟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一样世代相继从事文献编辑事业。他们在古代文献整理传播上的历史功绩，甚至超出司马父子。而究其成功，依然离不开郑樵所讲的专职久任这个条件。

郑樵还举了一些著名的例子，诸如：“虞世南、颜师古相继为秘书监；令狐德棻三朝当修史之任；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11）虞世南（558－638），字伯施，隋唐著名文献编辑学家，隋大业中编成《北堂书钞》160卷，为现存最早一部类书。颜师古（581－645），名籀，唐初著名历史文献学家，著有史学名著《汉书注》及《匡谬正俗》等，与魏征等同修《隋书》。令狐德棻（583－666），唐初历史文献学家，主编《周书》《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并编《艺文类聚》《五代史志》等。孔颖达（574－653），字冲远，唐初著名经典文献学家，所编《五经正义》收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对《五经》的官方正统解释。这些著名历史人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长期从事文献编辑工作，也就是说，都是专职久任的编辑。

即以郑樵本人来看，虽然不是受命编书，无“职”无“任”，但就其“专”与“久”而言，则可谓另一种意义的“专职久任”：谢绝人事，潜心著述，不亦“专”乎？终身从事，凡三十年，不亦“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