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一个好的分类纲领，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了。把一部一部的文献具体纳入这个纲领，同样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这就有如建房，有了好的房屋设计并不等于有了好的房子，还得一砖一瓦地进行扎扎实实的施工，才能有好的建筑。所以，郑樵对归类问题也详加探讨。

1．归类不当例

从郑樵列举的归类不当的事例中，可以大致归纳出四种情况：

（1）重复

所谓重复，是指郑樵谈论的这种情况：同一种书既收入甲类，又收入乙类。例如，“《隋志》所类……亦有错收者：《谥法》三部，已见‘经解类’矣，而《汝南君谥议》又见‘仪注’，何也？”（13）再如，“《唐志》于‘仪注’类中有玉玺、国宝之书矣，而于‘传记’类中复出此二书。”（13）又如，“《隋志》……亦有重复者：《嘉瑞记》、《祥瑞记》二书，既出‘杂传’，又出‘五行’；《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曹大家《女诫》、《正顺志》、《娣姒训》、《女诫》、《女训》凡数种书，既出‘儒类’，又出‘总集’；《众僧传》、《高僧传》、《梁皇大记》、《法藏目录》、《玄门宝海》等书，既出‘杂传’，又出‘杂家’。”（13）虽然同一部书往往兼有多种性质，但是在编次归类时只能选定一种主要特征作为标准，不能亦此亦彼，模棱两可。

（2）割裂

郑樵指出：“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不可有所间也。”（13）同一类书分置多处，便是割裂。例如，“按《唐志》谥法见于经解一类，而分为两处置；《四库书目》以入礼类，亦分为两也。”（13）再如，“遁甲，一种书耳，《四库目》分而为四类：兵书见之，五行卜筮又见之，壬课又见之，命书又见之。”（13）又如，“月令，乃礼家之一类，以其书多，故为专类。不知《四库书目》如何见于礼类、又见于兵家、又见于农家、又见于月鉴？”（13）当然，这中间有一些复杂情况，例如，有几部书，可能从性质甲来判断应属同类，而从性质乙来判断则应属异类。总之，关键在于对图书的分类定性要一以贯之，不能时此时彼，游移不定。

（3）误归

有些文献本当归入甲类，而误归入乙类。例如，“《四库书目》既立‘命书’类，而《三命》、《五命》之书复入‘五行卜筮’类。”（13）再如，“货泉之书，农家类也，《唐志》以顾亘《钱谱》列于农，至于封演《钱谱》又列于小说家，此何义哉？亦恐是误耳！《崇文四库》因之，并以货泉为小说家书，正犹班固以《太玄》为扬雄所作而列于儒家。”（13）按“泉”通“钱”，“货泉”就是货币。郑樵将这类图书归入农家，这对于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来说是很恰当的。而如果归入小说家，那实在是令人捧腹。看来《唐志》将封演《钱谱》归入小说家，是因为封演其人因其代表作《封氏闻见记》而应列为小说家，这就是说，《唐志》是犯了郑樵曾批评过的“以书类人”的错误。(www.daowen.com)

（4）混同

所谓混同，是将不同种类文献混为一谈。例如，“有历学，有算学。《隋志》以历数为主，而附以算法，虽不别条，自成两类。后人始分历、数为两家。不知《唐志》如何以历与算二种之书相滥为一？虽曰历、算同归乎数，各自名家。”（13）按今天的水平来看，这是历法和数学的关系，两者泾渭分明，不容混淆。虽说早期数学主要是在天文历算的实践之中生长起来的，但无论如何历数只不过是对数学知识的一种应用而已。郑樵由于具有当时所能达到的自然科学水平的深厚素养，故能做出这类在科学分类上颇具真知灼见的判断。

根据自身丰富的编辑实践经验，郑樵还总结出归类当中最易混同的五类文献：“古今编书，所不能分者五：一曰传记，二曰杂家，三曰小说，四曰杂史，五曰故事。凡此五类之书，足相紊乱。”（13）例如《吕布本事》容易混入传记类，郑樵归入杂史类；《杜阳杂稿》又易混入杂史类，郑樵则归传记类。看来，避免这种混同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认真审读原书，而不能像郑樵所批评过的那样“见名不见书”，望文生训，想当然耳。

2．归类精当例

当然，也有郑樵认为归类精当的例子。即以郑樵颇有微词的《崇文总目》来说，他还是实事求是地指出有两类的类例极佳：“《崇文总目》，众手为之，其间两类极有条理，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也。”（14）这两类是：

（1）道书：“道书一类有九节，九节相属而无杂糅。”（14）《崇文总目》原书已亡，实情不得而知。但知《崇文总目》分四部、四十五类，“道书”即其中一类。至于“九节”，并不是说《崇文总目》“类”之下还有“节”这个名目，而只是说“道书”一类之中，群书编次有序。

（2）杂史：“又杂史一类，虽不标别，然分上、下二卷，即为二家。”（14）眉目清秀令人快意，“正所谓大热而濯以清风也”（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