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古典编辑学的核心，是其独创的图书分类法。这个分类系统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横向看，是十二分野法；纵向看，是三级分类法。分论如下：

1．十二分野法

十二分野是我国古代占星术的一套观念，以天区与地域互相对应。郑樵的图书分类恰好也是“十二”之数。他说：“十二野者，所以分天之纲……臣于是总古今有无之书，为之区别，凡十二类。”（2）所以，我们称郑樵的图书分类法为“十二分野法”。当然，郑樵的图书分类法跟占星术的十二分野观念是毫不相干的，只是二者因数目相同而聊相比譬、以便称谓而已。

郑樵所分十二类是：

经类第一，礼类第二，乐类第三，小学类第四，史类第五，诸子类第六，星数类第七，五行类第八，艺术类第九，医方类第十，类书类第十一，文类第十二。（2）

关于郑樵图书分类学的十二分野法的细密性、独创性，上文已有评述（参看一（三）2）。

2．三级分类法

除十二分野法外，郑樵在图书分类上的重要创举还有三级分类法。所谓“三级”，我们指郑樵所创设的“类”“家”“种”三级概念。这三级概念跟《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概念，对应关系如下：　　

①《隋志》虽然事实上有相当于《汉志》之“种”的划分，例如“经”部分为《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等书类、《河图》等书类、小学类十种，但是并没有明确提出“种”的概念。(www.daowen.com)

从层次上来看，不论六略法还是四部法，都是两级分类法。由此可见，郑樵的三级分类法是个独创。通过三级概念的划分，郑樵就构筑起文献目录的一个立体网络：

“经一类分九家，九家有八十八种书；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乐一类为一家，书十一种；小学类为一家，书八种；史一类分十三家，十三家为书九十种；诸子一类分十一家，其八家为书八种，道、释、兵三家书稍多，为四十种；星数一类分三家，三家为书十五种；五行一类分三十家，三十家为书三十三种；艺术一类为一家，书十七种；医方一类为一家，书二十六种；类书一类为一家，分上、下二种；文类一类分二十二家，书四十种^[19]，别集一家为十九种书，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总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2）　　

这个分类系统在郑校《艺文略》中得以具体化，兹举数例以见一斑：

由“类”到“家”。例如，“经一类分九家”：易，书，诗，春秋，国语，孝经，论语，尔雅，经解。分得最多的是“五行一类分三十家”，最少的如“乐一类为一家”。这是上文说过的当分则分、当合则合的原则。

由“家”到“种”。例如，小学类分八种：小学，文字，音韵，音释，古文，法书，蕃书，神书。也是当分则分、当合则合，例如史类“十三家为书九十种”，而文类除别集外“余二十一家二十一种书而已”。

由“种”到“部”。到了“部”，也就到了具体个别文献。例如，史类正史一家史记一种共二十部：《史记》原著、裴骃注、许子儒注、王元感注、陈伯宣注、徐坚注、李镇注、唐韩琬撰《续史记》、宋徐广撰《史记音义》、梁邹诞注《史记音》、许子儒注《史记音》、葛洪撰《史记钞》、李镇撰《史记义林》、司马贞《史记索隐》、裴安时《史记纂训》、刘伯庄《史记地名》、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窦群《史记名臣疏》、卫飒撰《史要》、张莹《史记正传》。

总起来看，郑樵这个分类体系就是：以类统家，以家统种，以种统部，以部统卷（一部书若干卷）。这个分级体系的显著特色也是细密。郑樵曾讲：“凡编书，惟细分难，非用心精微，则不能也。”（19）看来这确是他一片甘苦之言。相形之下，即使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分类上也显得太粗略，只有“部”“类”两级。例如经部，分到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十类为止，以下便不再细分，而直接录书。比较起来，更显示出郑樵三级分类方法的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