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文献编辑学说的最高范畴，便是他所提出的“类例”概念。郑樵提出：“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类例既分，学术自明”。（2）郑樵因而特别注意“类例”问题。

郑樵在目录学上的注重“类例”，跟他在整个史学理论上的注重“义例”是一致的。章学诚曾指出：“《通志》精要，在乎义例。”^[16]并说：“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在小节。”^[17]对郑樵的类例论，章氏评价极高：“盖自石渠、天禄以还，学者所未尝窥见也。”^[18]石渠阁、天禄阁都是汉代宫廷藏书、校书之所。章学诚的意思是：郑樵的类例理论乃是汉代以来的首家独创。这个评价，我们认为并不过分。

郑樵如此注重类例，他自己却从来没有就“类例”概念给出一个明确定义。我理解：“类”即种类，“例”即体例；所谓“类例”就是图书文献的分类体例。

郑樵虽然不曾定义“类例”，但却从四个方面对“类例”问题详加评说：

1．事关存亡说

郑樵认为：类例问题关系到文献之存亡，不可等闲视之。他说：“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2）何以见得？这是因为：“类例不明，图书失纪。”（2）图书无所纪系，也就无处安身立命，此时不亡，更须何时？反之，只有做到“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才能“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2）。为什么呢？因为：“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2）这番论述，确是言之成理的。

将类例问题提到事关图书文献存亡的高度来加以认识，这是郑樵对古典编辑学的一大贡献。没有这等郑重其事的认识，文献编辑工作是不可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的。

2．学术源流说

上文曾经提到，清代著名文献学家章学诚，在其《校雠通义》中将文献编辑的宗旨归纳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这个思想是源于郑樵的：“类例既分，学术自明”（2），这就是辨章学术的意思；“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有沿袭”（2），这就是考镜源流的意思。

关于辨章学术，郑樵认为：类例之所以能令“学术自明”，是因为“以其先后本末具在”，因而“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2）这就是说，辨章学术实有赖于考镜源流；只有考源流，才能明学术。所以，他在《通志总序》中曾指出：“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要辨明学术，首先得考察源流。而要考察源流，就得明于类例之分。类例不分，源流不清；源流不清，学术不明。

关于考镜源流，郑樵认为关键在于考明：“后先或后，有因有革。”（3）“因”就是继承、沿袭；“革”就是发展、变革。“有因有革”本是学术史的大趋势，理当体现于文献编辑中。本此，郑樵对隋、唐、宋三代编者的优劣加以比较：

隋人于历一家最为详明，凡作历者几人，或先或后，有因有革，有则俱存，亡则俱亡；唐人不能记亡书，然犹纪其当代学者之先后，必使具在而后已；及《崇文》四库，有则书，无则否，不惟古书难求，虽今代宪章亦不备。（3）

这就说明：学术源流的考察，不仅与注明因革有关，而且与注明存亡有关。如果不录亡书，就不足以考镜源流。

郑樵还进一步指出：学术源流的辨明，在编次上的体现，就是“编次有序”。他举例说：(www.daowen.com)

《隋志》每于一书而有数种学者，虽不标别，然亦有次第。如《春秋》三传，虽不分为三家，而有先后之列：先《左氏》，次《公羊》，次《穀梁》，次《国语》，可以次求类。（20）

相传孔子编定《春秋》，文简义奥；同时稍后的左丘明详注史实，写成《春秋左氏传》；战国时公羊高又著《春秋公羊传》、穀梁赤又著《春秋穀梁传》。郑樵说《隋书·经籍志》编次有序，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从时代看，《左传》先于《公羊传》和《穀梁传》；从内容看，《左传》主史实，《公羊传》和《穀梁传》主义理；从体例看，三传均依《春秋》纪年，而《国语》则是我国第一部国别史。郑樵举这个例子说明，只有做到“编次有序”，才能“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20），从而揭示学术源流。

郑樵关于文献编辑旨在明学术、纪源流的创见，不徒停留于理知，并且笃行于实施。观郑樵《通志·艺文略》，确实足以明学术之源流。这里我们且以其“小学类”的“音韵”为例：郑樵首先著录“《音书考源》一卷”，然后按时代先后著录音韵学的著作：从已知的最早的韵书——魏李登《声类》十卷、晋吕静《韵集》六卷，到隋陆词《切韵》五卷、唐孙愐《唐韵》五卷，以至宋丁度等《集韵》十卷、陈彭年等《宋朝重修广韵》五卷，直到《切韵内外转钤》一卷、《内外转归字》一卷，总计：“右音韵五十一部，七百九十卷。”在编排上，有两点很明显：第一，郑樵先把这些文献分成四类：《音书考源》为第一类，是关于音韵之学源流的总论；从周研《声韵》到王洙《礼部韵略》为第二类，为韵书；从王延《杂文字音》到佚名《叙同音》为第三类，是音韵杂论；从佚名《声韵图》到佚名《内外转归字》为第四类，是韵图以及字母之学。第二，每类之中则按时代先后为序。这两个编次特点，使我们不难了解自魏至宋的音韵之学的学术源流。例如，从这个分类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某一文献的学术性质；又如，从这个编排上，我们可以大致把握音韵之学的先后沿革。

为揭示学术渊源，郑樵有时还在目录间插入一段说明。例如上述字母之学，郑樵在僧守温《三十六字母图》一卷下注云：“切韵之学，起自西域：旧所传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谓之《婆罗门书》；然犹未也。其后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韵之道始备……”通过这番说明，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声母研究最初是在西域僧人启发下进行的，汉语的“三十六字母”是借鉴梵文“十四字”而创立的。这样，字母之学的渊源就揭明了。

3．类不患多说

不知郑樵是否有悟于“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故事，反正他的图书分类以细密为特征。在他看来，分类也如带兵一样，不怕多，只怕乱。只要军法严密，何愁兵多将广？所以他说：“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2）例如他谈到自己的目录学：“今所纪者，欲以纪百代之有无。”（2）这就是“多”。但是在他梳理之下，古今群书庞而不杂，多而不乱。所以，他说：“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2）

当然，也不能说分类越多越好。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论述是有片面性的。但是郑樵类不患多的主张至少在两点上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第一，传统的“六略”“四部”分类方法，虽有其历史的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根据，但当学术繁演、门类林立之后，确实往往显得粗疏。郑樵的类目相对细密一些，确实更便于对一些新兴繁荣学科加以概括。第二，郑樵在主张细分时，特别强调“类例”，力求处多有方，避免处多无术。这就是说，分类不论粗细多寡，只有类例合理，才能成立。否则军法不严，散兵游勇为害必烈。

4．以人类书说

人著书，书为人所著。所以，编次之法可有两种：或以书类人，或以人类书。所谓“以书类人”，就是按人分类，把书系属于人；所谓“以人类书”，则是按书分类，把人系属于书。前者按人编次，后者按书编次。郑樵在目录编次上主张后者，指出：“古人编书，以人类书，何尝以书类人哉？人则于书之下备姓名耳。”（18）

作为反面例子，郑樵批评《新唐书·艺文志》：

《令狐楚集》百三十卷，当入别集类；《表奏》十卷，当入奏集类。如何取类于令狐楚，而别集与奏集不分？《皮日休文》数十卷，当入总集类；《文集》十八卷，当入别集类。如何取类于皮日休，而总集与别集无别？（18）

郑樵是对的。这道理很简单：这里所谈的不是人物传记，而是文献目录，对象不是人，而是书，所以应该以人类书，不应以书类人。因此，郑樵很欣赏《隋书·经籍志》的办法：“按《隋志》于书，则以所作之人，或所解之人，注其姓名于书之下；文集，则大书其名于上，曰‘某人文集’，不著注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