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往往需要注释，特别对古典文献，有语言上和文化背景上的隔阂，就更需要解说。但是，哪些该注，哪些不该注，这往往令人颇费踌躇。

郑樵认为：“古人编书，但标类而已……盖经入经类，何必更言‘经’？史入史类，何必更言‘史’？但随其凡目，则其书自显。”（15）图书的性质已由所属的类目揭明了，一般来说就用不着再注明图书性质了。即使后来，“《隋志》于疑晦者则释之，无疑晦者则以类举”（15），也是须释则释，无须释则不释。可是，“今《崇文总目》出新意，每书之下，必著说焉。据标类自见，何用更为之说？且为之说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说焉？”（15）对《崇文总目》这样的烦琐注释，郑樵很不以为然。

有鉴于此，郑樵提出：文献的注释，“有应释者，有不应释者，不可执一概之论”（17）。

其应释者，郑樵以他最欣赏的《隋书·经籍志》为例：

《隋志》于他类只注人姓名，不注义说，可以随类而知义也。如史家一类，正史编年，各随朝代，易明，不言自显；至于杂史，容有错杂其间，故为之注释，其易知者则否；惟霸史一来，纷纷如也，故一一具注。（17）(www.daowen.com)

我们认为，郑樵这种因书制宜、按需施注的办法，值得我们借鉴。

不应释者，郑樵又以他多所指摘的《崇文总目》为例：“实录出自当代。按《崇文总目》有《唐实录》十八部。既谓‘唐实录’，得非出于唐人之手？何须一一释云‘唐人撰’！”（16）确实，史书的实录体总是出于当代人之手的。最早的《梁皇帝实录》，即出自南朝梁的周兴嗣之手。因此，《唐实录》当然出自唐代人之手。再注以“唐人撰”，就是十足的画蛇添足了。

最后，郑樵指出：“按《唐志》有应释者而一概不释，谓之简；《崇文》有不应释者而一概释之，谓之繁。”（17）这个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的文献编辑工作也是不乏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