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的编辑，以文献的收集为前提。因此，郑樵十分重视文献的搜求。对此，他着重从四个方面加以探讨：

1．收书之多论

关于图书的收集多多益善的问题，郑樵的态度颇有几分“求全责备”的意味。他写道：

臣尝见乡人方氏望壶楼书籍颇多，问其家，乃云先人守无为军，日就一道士传之，尚不能尽其书也，如唐人文集，无不备。又尝见浮屠慧遽收古人简牍，宋朝自开国至崇观间，凡是名臣及高僧笔迹，无不备。（7）

他不禁慨叹：“以一道士能备一唐朝之文集，以一僧人能备一宋朝之笔迹，况于堂堂天府，而不能尽天下之图书乎！”（7）

郑樵认为，国家收书不多的原因在于：“患不求耳”；“求之道未至耳”。（7）于是，他着力对“求书之道”加以探寻。

2．求书之道论

郑樵精到地总结了历史经验，第一次创造性地概括出求书八法：

求书之道有八：一曰即类以求，二曰旁类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12）

所谓“即类以求”，是说根据图书的性质而求之于相应的类属。例如：

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按：汉代设“灵台”以观天象，犹如今日天文台）；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12）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到有关部门或有关人士那里去访求；否则“找和尚借梳子”，摸门不着。

所谓“旁类以求”，是说根据图书的性质而求之于相邻的类属。例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因为“如《素履子》、《玄真子》、《尹子》、《鬻子》之类，道家皆有；如《仓颉篇》、《龙龛手鉴》、《郭移音诀图》、《字母》之类，释氏皆有”。（12）道家一类，兼有许多性命类的著作；佛教一类，兼有许多小学类的著作。这种现象，是求书者不可不知的。

以上两种方法，其实都是根据图书的分类：凡有独立一类的，便可“即类以求”，例如《汉书·艺文志》因有独立的《六艺略》，欲求经籍即可从中得之；凡无独立一类的，就得“旁类以求”，例如《汉书·艺文志》没有独立的“小学略”，凡小学文献，都作为经学附庸收入《六艺略》，所以，欲求小学文献，就只能由《六艺略》中求得。因此，以上两种方法可以合称为“因类以求”。

所谓“因地以求”，指根据文献所属地域而求之。例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审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桂阳先贤传》桂阳必有”（12）。郑樵指出的这条求书之路，对于方志来说更是明显。

所谓“因家以求”，指根据文献所属家族而求之。例如，“徐寅《文赋》，今莆田有之，以其家在莆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因其后居长乐”（12）。近年来日渐受到史学界重视的家谱的搜寻，可以从郑樵这里所指示的求书门径受到启发。

所谓“因人以求”，指根据与文献有关之人物而求之。例如，“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禇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两，此则沈家旧物也”（12）。这个例子是说：《清慎帖》本沈氏所有，今为李氏所有，则李氏处或许还有沈氏之书。

所谓“因代以求”，指根据文献所属时代而求之。例如，“胡旦作《演圣通论》，余靖作《三史刊误》，此等书卷帙虽多，然流行于一时”（12），循其所流行的“时”“代”而求之，有什么不可得的呢？

以上四种方法，都是郑樵的经验之谈。它们的共通之点，就是从分析相关情况中搜寻线索。沿着这条思路，我们还可以归纳出许多求书之法来。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官府藏书。例如，“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今官府有不经兵火处，其书必有存者”（12）。这类图书多是官方文书，官府往往藏为档案。

所谓“求之私”，即求之于私家藏书。例如，“漳州吴氏，其家甚微，其官甚卑，然一生文字间，至老不休，故所得之书，多蓬山所无者”（12）。我国古来就有私人藏书的传统，有些私人藏书甚至为官方所不及。历史上有许多珍贵的文献，都是靠私家收藏而得以流传下来的。郑樵早年游历天下的一个基本意图，就是为编著《通志》而访读藏身之家。

以上就是郑樵归纳的求书八法。收集文献的途径当然不止这些，但郑樵率先对文献收集方法加以总结论述，自有开创之功。(www.daowen.com)

3．存书之踪论

除上述求书八法外，还有几种情况有助于对文献存佚行踪的搜寻：

（1）名亡实存说

有些文献名义上是亡佚了，实际上却依然存在着。郑樵举出很多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兹举几例：

《文言略例》虽亡，而《周易》具在；《汉魏吴晋鼓吹曲》虽亡，而《乐府》具在；《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十三代史目录》虽亡，可取诸《十三代史》。（4）

这是由于亡书或是对存书的选录，或是对存书的归纳，因而可以由存求亡，得亡于存。

当然，对郑樵此说要一分为二，如章学诚的态度：

郑樵论书，有“名亡实不亡”，其见甚卓。然亦有发言太易者，如云：“郑玄《三礼目录》虽亡，可取诸《三礼》。”则今按以《三礼正义》，其援引郑氏《目录》，多与刘向篇次不同。是当日必有说矣，而今不得见也，岂可曰“取之《三礼》”乎？^[14]

但无论如何，郑樵的论点总体上是相当可取的，诚如张舜徽先生所说：“在八百年前的南宋初年学术界，诚然是一种创见！无异于替当时学者指出了一条辑佚的路。”^[15]

（2）前阙后备说

关于文献的踪迹，郑樵还指出：“古之书籍，有不足于前朝而足于后世者。”（8）因此，人们可由后世之足以求前朝之失。例如，“观《唐志》所得旧书，尽《梁书》卷帙，而多于隋。盖《梁书》至隋，所失已多，而卷帙不全者又多。唐人按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搜访图书，所以卷帙多于隋。”（8）王俭字仲实，生卒不详，南朝宋著名目录学家，所编《七志》（已佚）为目录学名著。阮孝绪（479－536），字士宗，南朝梁著名历史、文献学家，所编《七录》也是目录学名著，今仅存序目。郑樵所说的《梁书》不是今日通行的唐人姚思廉所修的《梁书》，而是南朝梁人沈约、周兴嗣、鲍行卿、谢昊等相继编修的《梁书》，时代早于隋朝，所收文献多于隋人所收。而唐人修《唐志》所据的《七志》和《七录》，时代更早于《梁书》，所以所得古籍更富。由此可见，郑樵之说确凿有据。

（3）前亡后出说

“古之书籍，有不出于当时而出于后代者。”（9）所以，求书之人不可迷信当代的目录。例如：

按萧何律令，张苍章程，汉之大典也，刘氏《七略》、班固《汉志》全不收。按晋之《故事》，即汉章程也。有《汉朝驳议》三十卷，《汉名臣奏议》三十卷，并为章程之书，至隋唐犹存，奈何阙于汉乎？（9）

这里，郑樵发现一个奇怪而又平凡的现象：当代人的目录往往不大注意收录当代人的作品；时间久远了，作品倒受注意了。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而郑樵的用意则在于指示求书之人：可由后世之存书寻求前代之亡书。

（4）出于民间说

有些图书历代官方无存，后世居然出自民间。但是对待这类图书必须小心谨慎，以防伪作。即以郑樵所举的例子，也有不尽可靠的：“《三坟》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10）自从《左传》昭公十二年有“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话，人们便以为这些都是古书之名，但谁也不曾见过原书是什么模样。至宋代所出的《三坟书》，乃是宋人的伪造。当然，出于民间的也有比较可信的古代文献，例如汉代的壁中古文书，晋代的《汲冢书》。因此，郑樵指出的也不失为一条求书之道。

4．求书之官论

编书的前提是求书，求书的前提是要有求书之人。所以，郑樵指出：“求书之官，不可不遣”，“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11）

遣官求书是郑樵总结出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他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11）据《汉书·艺文志·序》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刘向、刘歆父子所校辑的群书，都是像陈农这样的“求书之官”收集得来的。由此可见，对于文献编辑来说，专职的求书之人，应是一个先决条件。否则没有编辑对象，编辑就成了无米之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