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惊世骇俗的秦不灭书说

《校雠略》开门见山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论点：秦不灭书。自汉以来，人们纷纷把古代文献的散亡归咎于“秦火”；直到今天，秦始皇在人们心目中还是“焚书坑儒”的罪魁。但是，郑樵大胆指出：秦不坑儒，也不焚书。

秦不坑儒。郑樵提出三条论据：

其一，“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1）。陆贾是西汉初期著名政论家，所著《新语》成为汉初建国方略；但他本是秦时楚地儒者，入汉常为汉高祖刘邦讲《诗》《书》。郦食其也是秦汉之际有名的儒者，曾受封为广野君；但他并未死于秦王朝之手，而是死于楚汉战争时齐王田广之手。由此可见，秦王朝并非见儒皆杀。更有甚者，大儒叔孙通还做过秦王朝的待诏博士。此人乃是标准的儒家，汉初主持制定了汉代的朝廷礼仪。

其二，“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1）。诸儒所引用的《春秋》，正是孔子亲自编定的最重要的儒家经典。这帮儒生并未因此招致杀身之祸，反倒颇受重视。

其三，“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1）。可见秦王朝非但不是见儒就坑，而且允许儒者私人聚徒讲学，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形成学派。

于是，郑樵得出结论：“秦时未尝废儒”，“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1）。但是，秦始皇确实曾坑杀一批儒生，对此，郑樵并不回避，而是指出：“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1）他们之所以被坑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儒生身份，而是因为一时议论不合时宜，触怒了秦始皇。郑樵的用意自然不是想为这个暴君辩护，而是希望揭示古代图书散亡的真正原因。

秦不焚书。郑樵也有三条论据：

其一，“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1）。据《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由此可知，秦代的中央王朝也跟历代一样有它的图书收藏。

其二，“《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后世有明全《易》之人哉！”（1）《易经》也是儒家经典，本是完整的；经过秦代之后，它依然是完整无缺的。真正残缺不全的倒不是《易》本身，而是那些儒生对《易》的一知半解！

其三，“《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已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1）。早在秦朝之前，儒家经典《诗》《书》篇章已经有所亡佚；秦朝之后，书籍仍然大量亡佚。这说明图书的散亡不能简单归因于秦朝的焚书，这中间必定是另有缘由的。

那么，古代文献到底为什么会散亡？对此，郑樵有他独特的回答：“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1）。这个回答，委实令人耳目一新。

应当承认，郑樵的论断不无偏激之嫌。从先秦百家争鸣的著书立说所形成的书籍蜂出，到汉初的图书奇缺，这中间不能说完全没有秦王朝文化政策的罪责。这倒不是说书都被烧掉了，而是说秦王朝独尊法术、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是造成当时学术凋敝的重要原因。但也应当看到，郑樵的观点也自有他的道理：其一，“焚书”确实并不是秦朝书籍散亡的主要原因，更不是历代都有书籍散亡的原因；其二，只有破除书籍亡于焚书的浅陋之见，才能突出作者的意旨：书籍存亡的重要原因，在于文献编辑质量的高低。(www.daowen.com)

2．一针见血的编者失书说

郑樵指出书籍“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绝非徒托空言，而是实有所谓。具体说来，就是编者失书。对此，他从两个方面分析：

（1）分类失书说

郑樵认为：“士卒之亡者，由部伍之法不明也；书籍之亡者，由类例之法不分也。”（2）这应该说是他的一个发现：分类体例不明，就会导致图书散亡。他举例说：

巫医之学，亦经存没，而学不息；释老之书，亦经变故，而书常存。观汉之《易》书甚多，今不传，惟卜筮之《易》传；法家之书亦多，今不传，惟释老之书传。彼异端之学能全其书者，专之谓也。（2）

可是，这“专”跟分类有何相干？他解释道：“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2）所以，说到底，“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虽亡而不能亡也”（2）。

总之，郑樵把图书分类问题提升到事关书籍存亡的高度：有“类例之法”则存，无则亡。

（2）编次失书说

所谓“编次失书”，郑樵指出：“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5）在《通志总序》中，郑樵也曾指出：“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下面，且看他举的两例：

例一，“按《唐书》于天文类有星书，无日月风云气候之书。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5）《唐志》指宋代官修的《新唐书·艺文志》。这个例子说明：编次之时类目的缺漏，造成书籍的亡佚。

例二，“按《崇文目》有风云气候书，无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5）《崇文目》即《崇文总目》，宋代官修目录。郑樵对它很不满意，颇有微词。

上述两个方面，不论分类失书，还是编次失书，总而言之，“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5）。编者失职，人间失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