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不仅是艰苦卓绝的编辑实践家，而且尤其是一位空前杰出的编辑理论家。郑樵的编辑理论，集中表现于以下三方面：

1．独树一帜的史志学

郑樵的史志学理论，集中论述于《通志总序》中；核心的一点，便是他所提出的“会通”说。《总序》开宗明义：“百川异趣，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接着就是历数孔子如何“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如何“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司马迁又如何“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由此可知，所谓“会通”，就是会经史、通古今。

（1）会集经史，务在博雅

郑樵提出：“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所谓“博雅”，包含两层意思：“博”，指资料的占有。郑樵认为，修史的首要功夫便是广博；广博的先决条件，就是广泛占有第一手资料，“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雅”，指资料的消化。马克思说过：语言是思想的外壳。对资料的消化，必然在语言上表现出来：如果对史料生吞活剥，其语言必然驳杂而不纯正；只有对史料融贯烂熟，其语言才能臻于雅正（顺便指出：郑樵对“雅正”的追求也是由崇尚《尔雅》而来的）。

在博雅问题上，郑樵对自己最敬佩的司马迁也不满意：“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

（2）贯通古今，力求通达

郑樵主张通史，反对断代。他这个思想，显然是继承司马迁《史记》“通古今之变”来的。所以，他说：“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这是由于司马迁《史记》是通史，而班固《汉书》则是断代史。郑樵又说：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

郑樵这里对班固断代的指责自然不无偏激，但他欲“通古今之变”的意向却是值得肯定的。

（3）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郑樵所谓“会通”，并不止于表面的会经史、通古今而已，还有更深一层含义：融会贯通，自成一家。郑樵不光继承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思想，而且继承了他的“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他说：“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之言。”他的《通志略》，可以说是这个思想的最好注脚，以致郑樵敢于宣称：“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并称：“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

2．标新立异的目录学

目录学从来都是古典编辑学的主干之一，而郑樵的《艺文略》则堪称目录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在《通志总序》中，郑樵指出：

学术之苟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训诂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故作《艺文略》。

由此可见，郑樵在目录学上特别注重分类学，而其分类讲求细密、考究源流。具体来讲，郑樵的目录分类在下述几方面标新立异：

（1）精益求精，贵在细密

郑氏的图书分类较之通行的分类方法，最显著的特点是细密。下面，我们将郑樵《艺文略》十二类分类法跟《汉书·艺文志》六略分类法和《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法做一个粗浅的对比：

①《隋书·经籍志》“集部”后附录“道经佛经”，《艺文略》收入“诸子类”。(www.daowen.com)

　　（2）有分有合，明于类例

郑樵对于传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并非一味再做细分，而是当分则分，当合则合；分合的依据，则是他个人对义类的独特理解。例如经部，郑樵将其一分为四，究其实质，是把礼、乐、小学从经部中独立出来。这里既有质的考辨，也有量的考量。例如“小学类”，从性质上考察，很明显不同于“经类”，因为所谓“小学”，乃是古典语文学。把“小学类”独立出来，实质上就是把语文学从经学附庸的地位中解放出来。郑樵的这个远见卓识，在整个漫长的封建时代^[7]里是不多见的。又如“礼类”的独立，显然有量的考虑：“礼一类分七家，七家有五十四种书”^[8]，兵多将广，自成一部理所当然。此即当分则分。

当合则合。例如将“兵书”并入“诸子”，那就极有道理：从量上看，兵书数量有限，根本就不足以自成一大部类；从质上看，所谓“兵家”，正是诸子百家之一。

（3）除旧布新，合乎时宜

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术的演进，必然会有旧的品种衰亡、新的品种生长。这些变动，必然要求在图书分类上得到反映。对于图书品类的消长，郑樵是很敏感的。所以，在其《艺文略》里，传统所有的部类有的分化消解了，传统所无的部类创生了。例如《汉书·艺文志》的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作为大的部类就瓦解了；同时，独立的小学类、医方类、类书类却确立了。

尤其“类书类”的独立，堪称郑樵在目录学上的一大创举。我国最早一部类书是三国魏的《皇览》，《隋书·经籍志》把它归入子部杂家，已经不伦不类，因为它是杂采经传而成，按其内容应当归入经部；至于《四库全书》仍然把类书归入子部杂家，那就更不成体统了，因为后来历代类书取材有经、有史、有子、有集。总之，类书的归类历来是目录编制上的一个难题。而郑樵干脆将类书独立一类，可谓别出心裁。

3．前无古人的校雠学

郑樵《艺文略》的图书分类法对于他著录群书的编辑实践来说是一种理论框架，但对于他创建《校雠略》的古典编辑学理论体系来说又是一种实践基础。因此，《艺文略》和《校雠略》是互为表里的实践和理论的关系。

郑樵的古典编辑学理论的主体，是其《校雠略》。这里的“校雠”是广义的，实际上就是古典编辑学的概念。郑樵的校雠学，其实就是古典编辑学。

我们称郑樵的古典编辑理论为“前无古人的”，乃是基于下述判断：

（1）《校雠略》是第一部古典编辑学专著

我们的校雠实践历史悠久，校雠理论也是由来已久的，但在郑樵《校雠略》之前，还不曾出现过一部校雠学专著，所有的只是序跋之类的零篇断简、只言片语。唯有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堪称专书，但也只是一种历史编辑学，其范畴限于史籍，其旨趣在于史评。所以，郑樵叹云：“校雠之司，未闻其法。”^[9]

我国有史以来首部堪称“校雠学”或古典编辑学的专著，还得算郑樵的《校雠略》。对此，章学诚曾指出：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10]

张舜徽先生也指出：“自从郑樵在编述《通志·二十略》时将校雠写成一《略》，于是校雠的成为专门学问，在中国学术史上被肯定下来。”^[11]由此可见，郑樵的《校雠略》标志着中国古典编辑学的奠立。

（2）郑樵校雠学是第一个古典编辑学体系

郑樵不仅破天荒第一次在形式上写出了《校雠略》这样一部专著，而且在实际内容上首次建立了一个古典编辑学体系。在这个体系里，郑樵全面地探讨了古典编辑理论的重大问题。对此，本文后面四大部分将有详细评述。

基于上述，我认为：郑樵确是一位空前的编辑学家，《校雠略》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编辑学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