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的编辑理论，是建立在毕生的编辑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首先是一位编辑实践家，并且还是一个独树一帜的编辑实践家。郑樵平生编述宏富，计有八十多种，现存《通志》及《尔雅注》《夹漈遗稿》。然而正如《通志总序》开卷所喻：“百川异趣，必会于海。”郑樵的众多著述都是为他最终编著《通志》所做的准备工作。

下面，我们从三方面讨论郑樵的编辑实践：

1．春蚕到死

关于郑樵的生平事迹，历史记载很少。根据现有的史料，我们将郑樵开始从事著述以来的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1）靖康二年（1127）—绍兴十九年（1149）

据《宋史》本传，郑樵“初为经旨、礼乐、文字、天文地理、虫鱼草木、方书之学，皆有论辨，绍兴十九年上之，诏藏秘府”。另据郑樵《献皇帝书》自称：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三年为文字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为方书之学。据此，由绍兴十九年上溯二十二年，约当靖康二年，当年郑樵二十五岁，开始治学著书。

与《通志略》中的记载相印证，郑樵于绍兴十九年进献的这批著作可能包括：《春秋考》《春秋传》《书考》《书辨讹》《诗辨妄》《尔雅注》《象类》《字书》《韵书》《天文书》《图谱志》等。

据《宋史》本传载，郑樵在这个阶段里，1）“居夹漈山，谢绝人事”，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而且为时不短；后来终于感到学识不足，于是，2）“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这可真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功夫了。3）游历访读归来，重又投入著述，才有上述众多成果，于绍兴十九年献之朝廷。

这个时期虽然尚未正式着手编写《通志》，但事实上已经奠定了《通志》的写作基础。

（2）绍兴十九年（1149）—绍兴二十七年（1157）

献书之后，“樵归，益厉所学”^[6]。可能从这个时候起，郑樵正式着手编纂《通志》。

郑樵于绍兴二十七年五十五岁时出仕为官，大约此时《通志》初稿已经完成，因为据《宋史》本传载，高宗赵构一见面就夸他“敷陈古学，自成一家”，并且不久后又“给札归抄所著《通志》”。所以，我们推断：郑樵此时对高宗授之以官之所以不推辞，是因为平生志向已经基本实现；而当年之所以献书之后就还乡，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而辞不受官。

从绍兴十九年开始正式编著《通志》到绍兴二十七年《通志》初成，历时八年；如果从靖康二年开始著述算起，则前后大约三十年。

（3）绍兴二十七年（1157）—绍兴三十一年（1161）

根据《宋史》本传，郑樵为官四年经过大致如下：“以侍讲王纶、贺允中荐，得召对……授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以御史叶义问劾之，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书成，入为枢密院编修官，寻兼摄检详诸房文字……高宗幸建康，命以《通志》进，会病卒，年五十九。”从这段记载里可知：郑樵出仕之前虽然大致已经完成《通志》初稿，但为官期间仍然不曾放松对此书的修订，直到逝世前不久才完成并献给宋高宗。

纵观郑樵一生，可以说是在对《通志》的编著之中度过的，为《通志》而生，为《通志》而死，犹如春蚕吐出了最后的一根丝，耗尽了全部的生命力。

2．分而治之

郑樵一生编著《通志》的一大编辑特色，就是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显然，像《通志》这样的鸿篇巨制是不能一蹴而就的，因此，郑樵把它分成两个阶段：前二十年，先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分别将《通志》内容的各个专题写成独立的专著，为将来总为一书打下基础；后八年，便采取合而围之的战术，百川归海，总成《通志》。

《宋史》本传所提到的郑樵的前期著述，都是跟《通志》的专题相互对应的：“礼乐”对应于《礼略》《乐略》。“文字”对应于《六书略》《七音略》，“天文”对应于《天文略》，“地理”对应于《地理略》，“虫鱼草木”对应于《昆虫草木略》，“方书”对应于《金石略》。

郑樵的其他著述也往往是《通志》内容的准备，例如《群书会记》显然是《艺文略》的准备，《氏族志》是《氏族略》的准备，《动物志》是《昆虫草木略》的准备，等等。

郑樵以分进合击的战略来撰著《通志》，显然是有深谋远虑的计划的。恰如郑樵在《上宰相书》中所称：“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这“用之”的成果即历史巨著《通志》。(www.daowen.com)

3．傍依《尔雅》

有一个问题，一向为人们所忽略：郑樵为什么要作《尔雅注》？这对他编著《通志略》有什么意义？汉初成书的《尔雅》是我国第一部名物训诂学专著，人们从来将它看作是语言学著作。然而，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写道：

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余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

显然，在郑樵心目中：历代史书之“志”，源于《尔雅》；而他的《通志略》，也将遵循“《尔雅》之义”。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新颖独特的观念，可惜至今尚未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但是，我认为：如果不能解决这个疑案，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郑樵《通志》的编辑宗旨、体例。

那么，究竟什么是所谓“《尔雅》之义”呢？仔细领会郑樵的上述议论，并将《通志略》跟《尔雅》加以比较之后，我认为，郑樵所谓“《尔雅》之义”主要包含三个要点：

（1）注重事实，力戒浮言

郑樵既然批评历代史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那么郑樵所谓“《尔雅》之义”必然反其道而行之：注重事实，力戒浮言。这个思想，郑樵在《图谱略·原学》中也有所表述：

后人学术难及，大概有二：一者义理之学，二者辞章之学。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耽义理者，则以辞章之士为不达渊流；玩辞章者，则以义理之士为无文彩。要之，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燿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为实学也。

我国传统学术分为三类：义理之学，辞章之学，考据之学。本来，三者并无所谓孰优孰劣；但对于不同的具体领域，它们确有优劣之分：哲学长于义理，文学长于辞章，史学长于考据。郑樵主要是一个史学家，所以特别注重事实考据。而他所处时代的学术风尚则是：文学上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辞章之学领风骚，哲学上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执牛耳。相形之下，史学陵夷。郑樵对此深感不满，以致发出上述批评，反对浮言，倡导实学。

史学重事实考证，这不难理解。但是，这跟《尔雅》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尔雅》也确是考证事实的典范。考据之学并不限于史学，语言文字之学也很讲究考据、实事求是。清代乾嘉学派的辉煌成果就是证明。当然，两种事实考据有所不同，《尔雅》考究的不是历史的事实，而是博物的事实。而在郑樵的《通志》当中，则是两者并重：纪、传、谱主要是史实的考据，而二十略则主要是名物制度的考据。总之，就其注重事实、力戒浮言而论，《通志》与《尔雅》确实是并无二致的。

（2）总括学术，兼容并包

郑樵自称：“总天下之大学术。”确实，《通志略》概括了当时的重要知识，其中属于社会科学的有氏族、六书、七音、礼、乐、谥法、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和金石等，属于自然科学的有天文、地理、都邑、灾祥和昆虫草木等。

这种总括天下学术的气魄，正是继承《尔雅》而来的。今天的《辞海》分册本，所遵循的就是《尔雅》的格局：除语词分册外，其余分册实际上是一套百科全书。《尔雅》堪称我国最早一部百科全书：除开头《释诂》《释言》《释训》三章属于语词部分外，其余《释亲》《释宫》《释器》等十六章网络了当时的主要基本知识。

在这种大气包举的胸襟上，《通志》跟《尔雅》是相通的。所以郑樵在《通志总序》中不无自豪地写道：“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3）以义为类，纲举目张

古人著书一向讲究编排体例，务求纲举目张，眉目清楚。郑樵也讲：“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那么，《通志略》的纲目跟《尔雅》的关系如何？

我们知道，编排的前提是分类。而由于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我们传统的图书编排一向存在三种分类方法：按字形（部首、笔画）分，如字书《说文解字》；按字音（声调、韵部）分，如韵书《广韵》；按字义（事物）分，如雅书《释名》。《尔雅》不仅是中国辞书的开山之作，而且是以义为类的编排方法的鼻祖。而史书的志，包括郑樵的《通志略》，也是按义分类的，所以，郑樵将此种方法溯源于《尔雅》。这实在是郑樵的一个独到的发现，不应受到忽视。

不仅如此，《通志略》跟《尔雅》在义类上往往还是直接对应的，如《礼略》对应《释亲》，《器服略》对应《释器》，《乐略》对应《释乐》，《天文略》对应《释天》，《地理略》对应《释地》，《昆虫草木略》对应《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

郑樵上述丰富的编辑实践，为他创建中国古典编辑理论体系奠定了雄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