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樵（1103－1161），字渔仲，世称“夹漈先生”，宋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博物学家、编辑学家，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二年，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享年五十九岁。郑樵一生著述宏富，代表作是史学巨著《通志》。本文将着重加以评析的《通志·校雠略》则是我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专著。

关于郑樵其人其书，历来褒贬不一。《宋史》本传记载，高宗赵构第一次召见他，便赞叹道：“闻卿名久矣：敷陈古学，自成一家。何相见之晚耶！”评价颇高。但本传又说：“樵好为考证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学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与，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这番评价就不怎么样了。那么，郑樵其人其书究竟如何？本文不打算对郑樵做出全面评价，只想就他作为一个编辑学家的方面加以讨论。

1．甘于淡泊，志在著述

据《宋史》本传载：郑樵“好著书，不为文章。自负不下刘向、扬雄。居夹漈山，谢绝人事。久之，乃游名山大川，搜奇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乃去”。这番记述表明，郑樵的为人正应了古人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但他所“明”之“志”、所“致”之“远”显然不是做官，而是著书。这也正如他在《通志·昆虫草木略·序》中自谓：“臣少好读书，无涉世意。”所以，《宋史》说他“平生甘枯淡”是确实的，而说他“独切切于仕进”则不妥。试想：一个一心想升官发财的人，怎么可能做到“居夹漈山，谢绝人事”，隐遁著述凡三十年？

2．效法圣孔，继踵史迁

作为一个历史文献编辑学家，郑樵平生只佩服两个人：圣人孔丘，史学家司马迁。从这里，我们可以对郑樵的人生志趣有一个更具体的认识。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写道：

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唯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兹乎！

这里，郑樵是转引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语：“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从这里不难体味出郑樵的远大抱负：如果说司马迁著《史记》是以继承孔子著《春秋》之业自许，那么郑樵著《通志》就是以继承圣孔和史迁作《春秋》、著《史记》之业自许。

在对孔子、司马迁的评述当中，郑樵尤着意于“会”“通”二字：会同典籍，贯通古今。于是，“会通”成为郑樵的历史编纂理论的最高范式；而他的巨著《通志》，正是“会通”思想的体现。由此可见，郑樵之所以景仰孔子和司马迁，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是古圣先贤，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卓越的历史文献编辑学家：

郑樵之尊奉孔子，并非因为他是圣人，而是因为他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文献编辑学家，能够会同《易》《书》《诗》《礼》、百国《春秋》，贯通古今，鉴往诫来。郑樵并不迷信孔子，认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是孔子亲自编著的书也不例外。他对孔子所作的《春秋》，就嫌其过于简约而做过委婉的批评：“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1](www.daowen.com)

郑樵之崇拜司马迁，也因为司马迁在史籍编纂上倡导“会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叙其志：“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郑樵尤其对司马迁的能“通”仰慕不已，所以在《寄方礼部书》里自述其志向：“樵欲自今天子中兴，上达秦汉之前，著为一书，曰《通史》。”^[2]他对司马迁也不是盲目崇拜，而能指出其“博雅”之不足：

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3]

且不论《史记》是否“全用旧文”，也不论“间以俚语”是否就是缺陷，至少，郑樵并不为权威所慑服。

总之，郑樵之志，在于效孔子、法史迁，会群籍、通古今，“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4]。这个志向的最终成果，便是他一生的代表作《通志》。所以，高宗赵构的赞语颇切郑樵的心志：“敷陈古学，自成一家。”

3．自比刘向，欲胜扬雄

《宋史》本传记载郑樵“自负不下刘向、扬雄”，这也反映出他志在著述。

郑樵自比刘向，这说明他志在编述古代典籍。刘向（前77－前6），字子政，西汉沛（今江苏沛县）人，是继孔子后最杰出的文献编辑学家，编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文献目录《别录》（已佚）。据《汉书·艺文志》载：“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所以，刘向实际上是校辑群书的主编。刘向还第一次对古典编辑概念“校雠”加以定义：“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5]郑樵之志是像刘向一样会通典籍，其结果便是《通志·艺文略》；并像刘向一样探讨“校雠”，其结果便是《通志·校雠略》。前者是郑氏古典编辑学的实践基础，后者是郑氏古典编辑学的理论创建。

郑樵意欲胜过扬雄，这也是很耐人寻味的。扬雄（前53－10），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扬雄也是一个淡于名利、耽于著述的学者，《汉书·扬雄传赞》称其“恬于势利”，“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惟寂寞”、“爱清静”，“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按：指《反离骚》）；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按：指《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扬雄还有一部语言学名著《方言》，乃中国第一部方言学专著。纵观郑樵之为人，与扬雄何其相似乃尔！

扬雄的众多著述，有个共同特点：“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按：“放”通“仿”）而驰骋（按：指引申发挥）。”这个特点一向为人诟病，以为模仿而无独创。针对郑樵的《通志》也有这种批评，例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说《通志》“纪、传及谱，皆剿袭旧史，略为删润，殊无可观”。这种偏见，是由于不懂“述”与“作”的区分。孔子把著述分为“述”与“作”，自称“述而不作”。现代著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把文献分为三类：著作相当于“作”，编述和钞纂则相当于“述”。我认为，“述”，或曰“编述”和“钞纂”，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编辑”。编辑难道不是一种创造性劳动，而仅仅是一种模仿吗？如果“述”不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我们又将如何看待孔子的文化活动的成果？况且，扬雄的著述，不仅有新的编例，同时有新的意蕴。例如《周易》的最高范畴是“易”，而《太玄》的最高范畴则是“玄”；前者体现儒家的理念，后者兼容儒、道、阴阳诸家的哲理。对于郑樵的《通志》，也应作如是观：如果说《通志》的纪传部分是一种自有别裁的“述”，那么它的二十“略”部分更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作”了，其中的许多类目，都是前所未有的独创。郑樵自拟扬雄，而他们的著述情趣也灵犀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