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编著《春秋》，实际上是一种改编，即司马迁所说的“因史记作《春秋》”^[57]，具体来说就是：“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58]

这种改编，司马迁概括为“笔削”二字：“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59]“笔”谓著录，“削”谓删除。“笔削”的根本原则，就是“据鲁，亲周，故殷”^[60]。“据鲁”是就材料而言，是说孔子编著《春秋》的主要底本乃是鲁国史官所修的历史，即上文司马迁所说的“因史记”、“论史记旧闻”；“亲周”“故殷”是就思想倾向而言，是说孔子在笔削褒贬上乃是以殷代、特别是周代的礼制为是非准则的。孔子在这个原则上加以“笔削”：该记的记，该删的删。

就“削”来看，《春秋》确实是言简意赅，“约其文辞而指博”^[61]。这是由于孔子的旨趣不在历史的事实本身（后来《左传》又重新详注以史事），而在这些事件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义（后来《公羊传》《榖梁传》就专从义理上发挥）。

就“笔”来看，《春秋》也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有着前引司马迁所说的“义法”。这种“义法”就是后世所说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的内涵便是班固所说的“微言大义”（《汉书·艺文志》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此即“义法”之“义”。表现“微言大义”的具体方法，即杜预后来所总结的“一字褒贬”之法（《春秋公羊传·序》：“《春秋》虽以一字为褒贬，然皆数句以成言”），此即“义法”之“法”。早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司马迁已举过这种“一字褒贬”法的例子：(www.daowen.com)

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贱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子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

关于孔子所编《春秋》，后世还有所谓“三科九旨”之说。《公羊传》徐彦疏引何休《文谥例》：“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这个说法虽然只是汉儒自己分析《春秋》的心得，但也确实与孔子思想有一定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