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理《诗》当中，孔子大约主要遵循三条原则：

其一，内容上的无邪。

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43]那么，是否凡是内容有“邪”的统统砍掉？当然不是。例如上文曾提到过的，孔子认为“郑声淫”，因而“恶郑声之乱雅乐”，但《诗经》还是保留有“郑声”。孔子有可能删除过一些诗篇，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在解说中对《诗》做出一种“无邪”的解释，这种解释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赋予诗篇一种隐喻的寓意，这种寓意通常都是伦理政治性质的，后世诗学家称之为“美刺”。比如，我们可以从《论语·八佾》中读到一个例子：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这种临时赋予诗篇的隐喻寓意，后来被误会为诗篇的本意，并恶性膨胀为对于诗意的歪曲，结果我们从汉初齐、鲁、韩、毛四家诗中读到大量牵强附会的解释。这一切实在是孔子始料未及的。(www.daowen.com)

其二，艺术上的合乐。

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44]可见孔子编《诗》是把它们和相应的曲调相配合的。对此，司马迁也认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45]

其三，风格上的温柔敦厚。

孔子提倡中庸，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46]这种中庸之道体现在诗学上，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47]例如，孔子曾赞美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48]这种中和节制的风格，后来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审美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