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子整理“六经”的记载，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1]至司马迁大倡孔子整理“六经”之说（详见下文随处所引《史记·孔子世家》^[2]），其后持此说者愈甚。例如东汉王充《论衡·效力》中就有一种很值得注意的提法：“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删‘五经’。”^[3]而今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则有一个总结性的提法：

孔子非常博学，收集鲁、周、宋、杞等故国的文献，整理出《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来，讲授给弟子们。这些教本写在二尺四寸长的竹简上被尊称为经，孔子和其他诸儒解释经义的文字写在较短的竹简或木板上称为传。^[4]

我们认为，历代关于孔子整理“六经”的众多记载既不可能是绝对确切无误的，也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历代众多记载之间每有互相矛盾之处，这就提醒我们不可轻信盲从；但这些记载几千年来又绵延不绝，这当中恐怕确实有孔子整理“六经”的历史消息在：第一，孔子标榜“述而不作”^[5]，可是又确有“文章”传下来（如《论语·公冶长》载子贡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那么，这里的“文章”只可能是“六经”之类孔子“述而不作”的文献。第二，“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6]，客观上需要有人来整理这些散乱残缺的文献典籍；而孔子主观上既有关于这些典章制度的渊博知识，又有整理这些文献的意愿——小而言之是为其教育事业准备教材，大而言之则为其政治理想提供依据。第三，历史上也并非没有关于孔子整理古典文献的旁证，例如《吕氏春秋·察传》所载：(www.daowen.com)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若夔者，一而足矣。’”^[7]

下面，我们分别就“六经”来加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