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有不少投赠诗，对象往往是达官贵人，投赠的意图往往有请求引荐推举的意思。其中《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赠韦左丞丈济》《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等三首，相继作于天宝七载，都是写给韦济的。《赠韦左丞丈济》诗云：

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

相门韦氏在，经术汉臣须。

时议归前烈，天伦恨莫俱。

鸰原荒宿草，凤沼接亨衢。

有客虽安命，衰落岂壮夫。

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

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

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

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www.daowen.com)

有人批判杜甫，写道：“更令人惊异的是：他所恳求的人，往往不择对象……他不觉得韦济的丑恶，反而认为可以依靠，一再恳求。在第一首诗里说：‘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虽然在以鹰骥自拟，其实是自比于禽兽。”《析疑》批评了这种论调，认为：“话说得重了些。这一类的取譬设喻，本是古今中外的恒常事；如此说，未免迹近于吹求了。”其实，骂杜甫那两句诗是“自比于禽兽”，这何止是“吹求”而已，简直就是一个大笑话。依“吹求”者的思想方法，屈原《离骚》说：“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那又是自比于什么？连文学手法的常识也没有，那才真是“令人惊异的”。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本是这首诗中的名句，表现了杜甫“不坠青云之志”，“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品质。“老骥思千里”语出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在老杜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难道非要他“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才是值得赞许的吗？“饥鹰待一呼”语出《三国志·魏志》：“曹公言，待将军譬如养鹰然，饥则为用，饱则飏去。”从这个出处里，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就不仅有老杜的壮志，而且还有他对掌权者的不满情绪了：掌权者很像养鹰人，故意让它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以此来控制、钳制它。这竟是一种蓄意的安排处置了。

《析疑》对“吹求”者的不满，只是说他们“话说得重了些”。这样的批评，实在轻了些。《析疑》认为：杜甫所写下的投赠诗，“基本上是糟粕部分。‘文化大革命’前，我们把这些诗作一体视为‘历史的局限性’，曲谅了古人，逐渐地把他们是属于统治阶级这个原则性问题给遗忘了，是极大的错误”，“今天对杜甫希求做官而写下的投赠的诗篇，应该彻底批判”。对此，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第一，我们仍然愿意坚持那个“极大的错误”，仍然愿意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那种态度，即认为“杜甫希求做官而写下的投赠的诗篇”，不过是“历史的局限性”。我们不能无视历史条件，以今律古。说什么“属于统治阶级”，试问，中国古代的伟大诗人，有几个不属于统治阶级？如果以此作为取舍臧否的唯一标准，我们对一部中国诗史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不承认“历史的局限性”，这种态度本身正表明了“文革”那个特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

第二，进一步讲，我们对杜甫的投赠诗，也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说投赠诗“基本上是糟粕”，实在难逃以偏概全之嫌。就杜甫的每一篇投赠诗来讲，其中或多或少总有可取的地方；就他的全部投赠诗来讲，也有不失为“精华”的篇章。例如前面提到的那首也是写给韦济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那不是古今公认的名篇佳作吗？对此，《析疑》自己也是承认的。它在第七条里引王嗣奭《杜臆》：“此篇非排律，亦非古风，直抒胸臆，如写尺牍；而纵横转折，感愤悲壮，缱绻踌躇，曲尽其妙”；“韦丞知己，故通篇都作真语。如‘读书破万卷’云云，大胆说出，绝无谦让”。《析疑》称赞王氏说：“已领会到杜诗的真处与至处。”这样看来，杜甫的投赠诗的确不能全盘否定。

第三，具体到《赠韦左丞丈济》这首投赠诗，我们也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这首诗可分为三章：第一章从“左辖频虚位”到“凤沼接亨衢”，是记述韦氏荣耀。虽然语涉称颂，但就叙事而言，都是事实，谈不上什么虚语奉承。第二章从“有客虽安命”到“甲子混泥途”，是老杜自陈困窘。诉说之中，不无怨刺之意，应该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尤其是“忧几杖”“混泥途”，从其用典来看，分明有对当权者的不满。《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杜甫自诉其老无所养，这不是“气不平则鸣”吗？《杜诗详注》引《左传》：“绛县老人曰：‘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赵孟谢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武自罪也。’”杜甫指出自己老而辱混泥途，这不是意有所不满吗？第三章从“不谓矜余力”到“亦足慰榛芜”（此处分章，与《杜诗详注》异），即是表达希望提携之意。这也实在无可厚非，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要想实现抱负、有所作为，无权无位是显然不可能的。况且杜甫想要实现的政治抱负，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研究者们早已有公论。上文所论“老骥”“饥鹰”之喻，也可说明这个问题。

【注释】

[1]原载《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3期。

[2]傅庚生：《杜诗析疑》，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