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七言歌行《饮中八仙歌》,风格最独特,王嗣奭、吴见思均誉之为“创格”。诗云: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
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
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此诗最大的成功在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描绘之客观,笔墨之洗练,形象之生动,个性之鲜明,古往今来,罕有能匹。
对这首诗,《析疑》讨论了以下四点:
其一,关于“知章骑马似乘船”。
《杜臆》:“阮咸尝醉,骑马倾倚。人曰:‘个老子如乘船游波浪中。’‘知章’借用其语。而须溪云:‘浙人不喜骑马而喜乘船,杜盖嘲之。’真胡说也。”《析疑》未予置评,实乃默许。然而刘辰翁(须翁)并非一人有此说法,仇兆鳌也持此说:“吴人喜乘舟,故以比乘马。”贺知章即是会稽人(浙人、吴人),故有此说。可见这种说法也自有其依据,大可不必一笔抹杀。只不过杜甫并不是想以此嘲笑贺知章。从全诗看,杜甫对笔下的“饮中八仙”都带有赞许的口吻,只不过在赞许之中,略带调侃而已。
其二,关于“醉中往往爱逃禅”。
《析疑》又引《杜臆》之说:“‘逃禅’,盖学浮屠术而喜饮酒,自悖其教,故云。而今人以学佛者为逃禅,误矣。”《析疑》对此深表赞同。“逃禅”不是说因饮酒而遁入空门,而是指醉酒而误禅,犹今所谓“逃学”,这是没有疑问的了。但说“学浮屠术而喜饮酒,自悖其教”,或如《杜诗详注》所说“持斋而仍好饮,晋非真禅,直逃禅耳”,则易导致误解,以为苏晋既然信佛吃素就不应该饮酒,否则就与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相矛盾。其实,这是不大确切的。(www.daowen.com)
“逃禅”之“禅”,特指当时盛行的禅宗的“禅定”功课,亦即静坐敛心、摒去杂念。实质上,这很类似今天的人练的“静气功”。自从禅宗五祖弘忍、六祖慧能以及神秀以来,此风大盛,上自帝王、下至士大夫们及寻常百姓,多崇尚坐禅。禅宗并不苛求俗人平时戒绝酒肉,只是在“禅”前,才“斋”即斋戒一下。正因为抛弃了传统的一套清规戒律、繁文缛节,禅宗才得以大行其道,迅速普及开来。只需定时斋戒禅定,平时依然可以大酒大肉,这同样能“顿悟”佛性、立地成佛,这多简便?所以人们乐此不疲。杜诗上句说“苏晋长斋绣佛前”,即是说他常在佛像前做“禅定”功课;下句说“醉中往往爱逃禅”,即是说他常因为醉酒而耽误了功课。士大夫们坐禅,哪能像佛门中那样严格?
其三,关于酒量。
施鸿保《读杜诗说》云:
今按此诗,于汝阳则言“三斗”,于李白则言“一斗”,于焦遂则言“五斗”,即李适之言“日费万钱”。据《老学庵笔记》等书言,唐时酒价每斗三百钱,故公有“肯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之句。此云“万钱”,则日饮且三石余矣;虽不定是此数,然亦当以斗计也。独于张旭但言“三杯”,杯即有大小,要不可与斗较,岂旭好饮而量非大户耶?然与汝阳等并称“酒仙”,不应相悬若此,或“杯”字有误。
对这番酸腐之论,《析疑》嘲笑道:“斤斤于算细账,亦殊可笑。”确实,施氏的说法表明此翁完全不懂得诗的语言特点。依他的思路,那“饮如长鲸吸百川”又该作何理解?那更是不能够以“斗”以“石”计算的了。而且,施氏明显是把“斗”理解成“升斗”之斗。其实,“斗”即酒勺而已。
不过,此诗的数量词还是有讲究的。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类:诸人的“三斗”“万钱”“百川”“三杯”“五斗”,均言其多,意在突出其人酒量之大,犹今所谓“海量”;独于李白“一斗”而已,极言其少。以“一斗”之少与“百篇”之多形成鲜明对照,意在突出李白酒后才思如何敏捷。仅需“一斗”即能“百篇”,那“三斗”“五斗”当如何?“费万钱”“吸百川”又当如何?杜甫一向看重李白的,并不是他的酒量,而是诗才。如《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又如《春日忆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这里也只需“一樽”,用不着太多。又如《不见》:“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这里也申明“独怜才”,也是以“酒一杯”与“诗千首”相对照。后世独称李白为“酒仙”,对他的爱酒津津乐道,比较起来,远不如老杜对他的相知之深。
其四,关于思想内容。
《析疑》对此诗的总体评价是:艺术方法“可资借鉴”,“但其内容殊无可取”。这涉及如何理解本诗主题的问题。对此,旧注多未言及。杜甫在本诗中究竟只是表示了对于文人酒量的欣赏,还是更有某种深层意蕴?我们认为,答案应是后者。杜甫作诗一向持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绝不会仅仅为调侃而调侃。
这里,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八仙”的人生际遇及思想倾向。第一位贺知章,此翁自号“四明狂客”,天宝三载上疏请为道士,还乡。可见此人素有道家避世倾向,终于厌倦了政治。第二位是汝阳郡王李琎,是唐玄宗之兄李宪的长子。他与其父所处的地位之尴尬,史家是固有评说的。第三位李适之,受李林甫排挤而被罢相,曾有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杜诗中“衔杯乐圣称避贤”,即取于此,这里,是不是有某种抱不平之意呢?第四位崔宗之,据《钱注杜诗》引《李白传》:“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常月夜乘舟,自采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瞻顾笑傲,旁若无人。”可见也属仕途不顺,以酒解忧。第五位是苏晋,崇信佛教。古代士大夫崇佛求仙,多半是政治上失望的一种寄托,这与他们的纵酒发疯,同是一种思想苦闷的解脱方法。第六位李白,其遭遇更是人所共知的了。他自视甚高,却倍受冷落,于是放浪形骸,纵酒寻仙。杜甫《梦李白》云:“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亦云:“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饮酒在李白原来是一种排遣方式,就是借酒浇愁。一面是《将进酒》中“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的自我麻醉,一面则又是《宣州谢朓楼饯别》中“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清醒悲哀。至于第七位张旭、第八位焦遂,或狂傲王公,或布衣终身。张旭与贺知章最为友善,可见其为同道。总之,这些人全是“人生在世不称意”的,志大才高,偏又时乖命蹇,于是或佛或道,纵酒傲世。
杜甫对“饮中八仙”的赞许,分明是引为同调的意思,这不奇怪,他们的际遇或多或少正与杜甫自身的相似。所以,我们看到,在思想倾向上,杜甫虽然以积极入世、干预现实为主导,但也常有消极遁世、逃避现实的意向;在风格上,虽然以沉郁顿挫为主调,但也不乏飘逸轻狂的篇章。《饮中八仙歌》,正是这后一方面的流露。它所隐约透露出来的消息,正是老杜胸中的一股不平之气,不过采取了一种调侃、狂放的表达形式。要深入理解《饮中八仙歌》,不妨读一读《醉时歌》:
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
日籴太仓五升米,时赴郑老同襟期。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不须闻此意惨怆,生前相遇且衔杯。
如此这般的杜甫,与“饮中八仙”有什么两样?一样的愤世嫉俗,一样的纵酒发狂。这就表明,《饮中八仙歌》绝不仅仅像《析疑》所说的,“集中到一个‘酒’字上”而已。酒的背后,自有其隐约的同情、不平,也自有其深沉的愁、苦、怨、愤、失望、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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