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历来选家多收此诗。而其注释尚存疑义，主要有二：一是“决眦”如何理解，一是全诗主旨何在。
关于“决眦”，《析疑》认为旧释“过死”，“过火”，“太死”。这是中肯的批评，旧注确有此弊。例如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释为：“目眦决裂。”似乎老杜为了看飞鸟，连眼眶都破裂了。仇兆鳌《杜诗详注》一样是就字论字，注云：“决，开也。眦，目眶也。”这样一来，更显出把“目眦决裂”的说法坐实了。
但《析疑》的说法也未必是允当的，认为：“‘决眦’即‘极目’义，尽可能地看高远空阔处罢了”，“是借极目看归林之鸟以宣达泰山的广远”；并表示很赞同王嗣奭《杜臆》的解说：“‘决眦入归鸟’，状眼界之宽阔也。”其实，王氏的解释完全撇开了“决眦”的具体对象“归鸟”，而“归鸟”与所谓“眼界宽阔”是不挨边的。况且，“决眦”从字义看也没有“极目”的意思。(www.daowen.com)
总之，“目眦决裂”之说失之太实，不合情理；“极目”“宽阔”之说失之太虚，不着边际。这些说法全都忽略了杜甫望岳的时间问题。诗中，杜甫有两处暗示了他望岳的具体时辰。一处是本句“决眦入归鸟”。“归鸟”者，归巢之鸟也。鸟儿们何时归巢？谁都知道“日暮鸟投林”。可见，杜甫当时望岳是在黄昏时分。
另一处暗示则在“阴阳割昏晓”。表面看来，这句是说泰山分割阴阳昏晓，即写此山的高大形象。但同时，这也是作者当时的实际感知，即他身处泰山之阴，即其北面（《说文》：“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实即是在齐境（《史记·货殖列传》：“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杜甫《壮游》诗说，他早年“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所说的正是此时此地。《新唐书》本传说他当时“客吴、楚、齐、赵间”，也没有提到鲁。可见当时杜甫是在山之阴（齐），而非在山之阳（鲁）。诗句中的“阴”“昏”二字为实见之景，“阳”“晓”为想象之景。作者眼前的泰山之阴，正是夕阳西斜的黄昏景象。《吕览·察今》“故审堂下之阴”注：“阴，日夕仄也。”下文的“入归鸟”，正是与此相呼应的。
这与“决眦”有何关系？关系很大。具体讲，黄昏时的景色朦胧正是“决眦”的原因所在。由于天色已经昏暗，眺望远处的归鸟自然是不容易看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的一种极自然的反应，就是努力地睁大眼睛。“决眦”在诗人的本意中，就是尽量张开眼眶的意思。“决”字不一定释为“裂”，本诗里就是“开”的意思。《文选·甘泉赋》“天阃决兮地垠开”注：“决亦开也。”本诗的“开”指眼眶开张。为突出这一特征，诗人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而已，这就接近于《析疑》所批评的《杜诗选注》的一种说法：“有使眼眶几乎睁裂的感觉。”“决眦入归鸟”全句意思是：努力睁大眼睛眺望归鸟入林。因此，这一联也是写的诗题中的“望”字。
容易导致误会的，是杜甫后来的一首《又上后园山脚》。此诗中追述：“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立日观，矫首望八荒。”根据此诗，杜甫当时似乎是在泰山之阳，而非其阴。对这两首诗所出现的矛盾，旧注没有确凿的说明。我认为，两首诗所说的并不是一回事。非常明显，《望岳》时杜甫并没有登上泰山，所以才说“会当凌绝顶”的话；而《又上后园山脚》所记，杜甫已经登上泰山日观峰。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杜甫至少曾经两度来到泰山：一次是《望岳》所记，是在山北，没有登山；另一次则是《又上后园山脚》所忆，则在山南，并登上日观峰。《壮游》诗说：“放荡齐赵间”，“快意八九年”，在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里，两次乃至多次游泰山，是完全可能的。《望岳》中所说的“会当凌绝顶”已埋下了他日后登临泰山的伏笔。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一联是全诗主旨所在，一向为人称颂。旧注多联系到了《孟子·尽心上》的一句话：“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又联系到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的话：“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由此认为，《望岳》反映了杜甫的儒家思想，即他济世安民、平治天下的政治抱负。《析疑》也持这种看法，并且对此大加鞭挞：“结句反映出他受儒家思想的束缚很深”，“历代封建王朝本是利用儒家思想巩固反动统治的，为了它本身具有的保守、反动与顽固性，所以业儒者必腐，杜甫是一个中毒甚深的典型”。这番议论，颇有“文革”当中那场“评法批儒”的味道。
当杜甫想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时，他是否一定就同时想到了自己有朝一日定能身位显赫、济世抚民呢？谁知道呢？又凭什么知道的呢？至少从诗中是看不出这一点的。注家的联想未免太丰富、太具体了，令人想起古代的某些真正的“腐儒”，总想从片言只语中发掘出一点什么“微言大义”。其实，杜甫的意思只不过是表达了自己总有一天能够登上泰山的愿望而已。充其量，我们只能说，杜甫当时触景生情，胸中可能升起了一股朦胧模糊的类似“凌云之志”一类的冲动。这也只是一种揣测而已，谁知道他当时产生了一种怎样的政治宏愿？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唯一具体的念头，就是有一天要登上绝顶。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退一步讲，即便杜甫当时确曾想起了孔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想起了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又有什么值得大张挞伐的呢？须知，这是身处封建时代的严肃知识分子所可能有的一种最崇高的社会责任心；须知，儒学乃是整个漫长的封建时代里中华民族文化之核心。否定了杜甫的政治抱负，又怎能做到“知人论世”呢？否定了儒学的文化价值，又怎能避免民族虚无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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