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对新格律的探索，几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这中间影响最大的两次，似乎就是20世纪20年代“新月派”提倡新格律和50年代《文学评论》发表一辑关于新诗格律讨论的文章。而如果从探索新格律的历史来看，最突出的两个人，怕是闻一多和何其芳。

关于“新月派”对新格律的提倡，据朱自清的记叙，是在：

十五年^[10]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以看出这时期的风气。^[11]

他们的影响确也不小，就连“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12]、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13]的郭沫若，也多少受到风气的袭（席）卷，如他的诗集《瓶》。

事实上对新诗形式的探讨，远远在“新月派”之前。据朱自清说：“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后来局势恰如他所想。”^[14]即使单就格律来讲，也不是始自“新月派”。“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15]可是为什么“新月派”之前人们对新形式乃至新格律的探索，都没有引起注意，而单单“新月派”一提倡新格律，就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

这当然和“新月派”理论的详明和大量的实验等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客观的条件。新诗之兴起，“那正是‘五四’之后，刚在开始一个解放的时代”；“新诗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16]，因为“我们不能设想，衰败了几百年的中国古典诗歌不经过这样一次大的革命，大的变化，还可能有什么出路。打破了一切古典诗歌的格律，竟至把诗的句子写得和散文差不多，在当时来说，实在是一种很大胆的创举。后来自由诗很流行，是和‘五四’初期的这种‘大破’的传统有关系的”。^[17]

所以，胡适之《谈新诗》很早就提出这种自由化的主张：

音节，他说全靠（一）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一）用现代的韵，（二）平仄互押，（三）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须要用具体的作法……《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谈新诗》切实指出解放的路子，彷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18](www.daowen.com)

因此，这个时期的新诗只要求有新内容、新精神，而在语言形式上，只要是白话就行。不破不立，矫枉过正，这原是一切革命的规律，也是诗歌形式革命的客观规律。况且那时要“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19]。试想，这种时候谁要来提倡什么“格律”，那不是不合时宜吗？又有谁会去理睬他呢？

然而到“新月派”提倡格律诗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到这时候，一方面新诗已经稳稳地站住了脚跟——《女神》便是最高的标志；但另一方面新诗也过分自由，大量的自由得不像诗了的“自由诗”也自由泛滥起来，似乎任何人提起笔来都可以写诗了。这大大破坏了新诗的声誉，不利于新诗更进一步的健康发展，因此，客观上提出了建立完美的艺术形式的要求。李广田说：“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已经有了将近十年的历史，十年之内，新诗由萌芽而壮大，脱离了旧形式的束缚，自然要求新形式的建立，而到了闻先生，可以说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时期。”^[20]到了这地步，难怪“新月派”提倡和试验新格律，立即就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也真是“应运而生”了。

王瑶指出：“格律诗的提倡至少在当时起了一种澄清的作用，使大家认为诗并不是那么容易作，对创作也应抱有一种严肃的态度。”^[21]他说“至少”，那“至多”呢？其实不多不少，如果说破坏旧形式是新诗建设的第一步的话，那么，“新月派”提倡的新格律就是迈出了第二步：

本时期的诗歌，不同于五四时期，不是把主要工作摆在旧形式格律的破坏上，而是多方面地寻求和创造新的表现形式和格律。因为这样，本时期诗歌就较之上一时期有了比较显著的不同面貌，在我们新诗歌运动历史上向前跨进了一步。^[22]

因此，如果撇开其他方面，单就新格律探索史来讲，是不是应该给“新月派”记一大功呢？

“新月派”中提倡并试验新格律的远非闻一多一个人，他只是最突出罢了。客观来看，在“新月派”，徐志摩是思想倾向上的主脑，而闻一多则是格律理论上的主脑。确实，闻一多在提倡新格律上是“新月派”诗人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个。朱自清讲：“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实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论来领导别人。闻一多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23]而且诚如卞之琳所指出的：“显然没有人像他那样，到出版《死水》为止，有意识持续进行了创作实验。”^[24]因此，臧克家说：“在新诗形式的摸索创造方面，闻一多是五四以来的诗人中出力最大贡献最多的一个。”^[25]这已经是公论。

关于何其芳，下文再来谈。下面一节先看看闻一多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