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助海外出版优势资源，学习国际先进出版经验

缺乏成熟的国际出版资源与经验，缺少运作良好的国际型版权代理机构是我国图书出版“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巨大问题，而要改善这一现象和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一两天就能实现的，因此，借助海外出版优势资源，学习国际先进出版经验是目前中国图书“走出去”可以实施的有效策略。

首先，与国外大型出版集团进行组合，开展合作出版是国际通行的办法，西方其他国家也通过这种方式积极进入他国图书市场。例如，西班牙帕拉尼弗出版社是一家专门出版培训书籍的小型出版社，为了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于1997年与出版巨头国际汤姆逊出版集团达成协议，建立合资企业，几年后这一小型出版社不仅实现了利润上的大突破，而且成为西班牙最重要的职业培训基地。^[57]同样采样这种“借船出海”方式开拓海外市场的出版业在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荷兰等国家比比皆是，均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中国一些畅销图书之所以能够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也都得益于和国际出版集团合作，例如《狼图腾》就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和企鹅集团合作出版的最好案例。企鹅出版社^[58]是由埃伦·雷恩爵士于1935年创建的，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著名的英语语种出版商，1996年，企鹅美国公司和美国的Putnam Berkley出版集团合并，建立了现在的企鹅集团（美国）公司，正因为与如此国际化的出版集团合作，《狼图腾》仅英文版权转让就创造了当时中国三项第一，取得了空前的好成绩。再如，上海新闻出版发展公司和美国《读者文摘》合作出版《文化中国》丛书，于2004年首辑出版，后以年近20种的速度出版，丛书最后得以进入美国的主流销售渠道，这套系列丛书以其适宜的内容、精致的译文和周到的服务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59]事实证明，现阶段与国外大型出版集团合作是一条低成本、高效率、互利共赢的捷径。除了针对某一著作或系列丛书的国际出版合作之外，建立长期稳定的国际出版合作模式也将有利于我国图书出版“走出去”。例如，重庆出版集团与韩国、法国出版社正式签署了“中韩法国际合作出版项目”协议书，确立中、韩、法三方在文化交流方面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计划定期确立一个主题并挑选本国优秀作家的新品进行翻译出版，并积极配合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推广。^[60]通过开展这些积极的国际合作，中国图书出版集团乃至整个出版业除了获得图书国际市场的成功推广和高额经济利益之外，还可以在合作中学习先进国际图书出版经验。比如，企鹅出版集团在100个国家经营图书出版，旗下包括Putnam、Dorling、Kindersley、Viking等众多出版社，集团用“企鹅”品牌进行整合和统率，足以体现国际知名图书出版集团对品牌建设和维护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如何构建和利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加强品牌运用和资源整合，使品牌成为多个部门、多个单位和多个产品之间的有力纽带。^[61]

其次，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虽然可以帮助中国图书出版业获得经济利益及先进经验，但在合作中仍然存在由国与国之间出版体制相差巨大和出版思维方式迥异等引发的合作障碍，有些国际合作只能作为短暂行为而并非长久之计，因此与海外成熟先进的版权代理公司合作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国际出版途径。例如之前介绍的《于丹〈论语〉心得》海外版权输出，起初在欧美国家并不顺利，因为欧美出版业80%—90%的图书都是通过版权代理来做的，中方直接找国际出版社合作并不能由此顺利进入国际图书市场，最后该书签约托比伊迪文学代理公司，在资深国际图书版权代理人托比·伊迪的推动下，凭借其在欧美出版界的广泛人脉和为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成功代理版权等经验成功打入到欧美主流图书市场，名利双收。现行的欧美主流图书市场大部分版权贸易是靠版权代理公司进行运作的，因此与国际版权代理商合作对于我国图书版权输出工作来说，既可以提高市场推广效率，也可以把相关多方的商业利益通过合同捆绑在一起，目标一致，并且形成合力，还可以从国际版权代理机构那里学习到先进的版权代理经验，从而帮助建立和完善中国自身的版权代理制度。《于丹〈论语〉心得》无疑是一个很好的与国际版权代理商合作的例子，而《狼图腾》一书的版权输出，虽然没有借助专门的版权代理公司，但是该书在与国际出版集团合作过程中，编辑、策划等工作人员所做的各项工作也相当于版权代理公司所进行的运作，他们首先用地道的英文写好策划推销文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替对方分析其所要面对的国际图书市场和国际读者的阅读兴趣及习惯；然后在美国主流媒体《时代周刊》和《纽约时报》等展开宣传，以吸引国外大出版公司或集团的注意，从而在版权谈判上获得主动权。当然，在我国版权海外输出还不是很发达的当下，由各大出版社自己负责本社图书的版权贸易工作也是可行的，但从社会专业化分工的长远角度来看，中国版权贸易要想做大做强，发展专业化道路是必然的选择。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合作学习欧美版权代理行业的运作方法和模式，规范、培育和成熟我国版权代理市场。^[62]

（二）积极拓展营销宣传渠道，提升中国图书国际传播力

“酒香亦怕巷子深”，中国图书输出海外市场除了要有吸引世界的传播内容之外，还需要国际化的宣传渠道和营销手段；此外，中国图书所传播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要想获得较高的国际影响力，也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传播力为其保驾护航，为此，本研究将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这三种交互融合的传播方式角度具体探究提升中国图书国际传播力的路径。

1.组织传播方式

组织传播指的是组织所从事的信息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组织内传播，二是组织外传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可以依靠书展、行业会和参加各类国际国内图书大赛等渠道，利用相关组织的力量实施国际化的宣传和营销。

（1）书展。“书展”这种组织传播模式是目前国际范围内最专业、最市场化的图书版权交易平台。具有600余年历史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同时也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图书贸易信息服务平台和国际知识产权交易平台。在全球文化领域里，该书展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是全球范围内文化交流活动的风向标。其对于世界图书出版事业具有的极大影响力，堪称出版业的“奥运会”，甚至对全球下一年度的图书出版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据统计，每次在该书展达成的版权交易约占世界全年版权交易总量的75%以上。中国第一次以主宾国身份主持参加的国际书展是2009年10月的第61届法兰克福书展，此次书展上中国共有274家出版单位参展，共向外输出版权2 417项，图书总贸易额超过87万元，在版权输出数量上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63]通过这样的国际出版业盛会，中国以书展“主宾”的身份第一次在国际出版业展示了我国优秀出版物，推出了若干杰出的中国作家，并且通过一系列国际合作拓宽了图书版权输出的渠道，增加了图书版权贸易额。正是因为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参加书展这种方式成为了中国图书出版走向国际的绝佳平台^[64]，2012年中国继续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网公布的数据，此次书展中国参展出版社再获佳绩，版权输出数量达2 409项。而在同年举办的世界第二大国际图书版权交易会伦敦书展上，中国作为主宾国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共输出版权1 859项。

除此之外，中国不仅要参加国际性的大型书展，还可以自行组织国际性的图书博览会或者书展，因为申请成为国际级书展的“主宾国”如同申办奥运会那样并不能“百发百中”。2012年8月29日开幕的第十九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参展出版社共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 867项，也算是成绩斐然。

而参加国际书展除了可以增加版权输出量和贸易额，还可以获取大量图书出版领域内相关专业的有益信息，书展上世界各地知名的出版人、版权代理商、书商、作家、书评人和记者汇聚一堂，其中流动的出版业信息也会使中国图书出版国际化道路受益匪浅，因此书展不仅是国际图书版权交易的场所，也是世界出版业间行业信息交互和构建专业人士人际关系网络的重要平台。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客观的数据还是从主观的信息获取角度，参与、以“主宾国”身份承办和自行组织国际书展无疑是中国图书出版国际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宣传营销渠道。通过这样的国际专业平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及其传播内容将最大限度地被世界瞩目，这在提升图书版权输出贸易额大幅提升的同时，更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推向世界。可喜的是，国家在“十二五”期间组织了开罗、伦敦、伊斯坦布尔书展主宾国活动和以主宾国身份参加的贝尔格莱德书展和美国书展^[65]，这些都无疑强化了“书展”这一国际出版文化交流合作活动的品牌效应，为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打开国际营销渠道。

（2）行业会议。除了书展，组织和参加国际性的行业内会议也可以网罗图书出版业内的大家和专业成功人士，凭借针对有关议题的研讨和经验推介等环节及内容向世界推荐我国优秀的图书作品。例如，中法出版人圆桌会议、中英出版论坛、中欧出版论坛、中国（宁夏）国际穆斯林出版机构版权贸易洽谈会等，这些系列研讨会穿插于国内外大型行业会展之中，大大激发了国内外图书出版业界交流的热情，增进了中外图书行业在各个领域间的互动。^[66]

为此，中国图书出版界还可以专门组织和参与国际性的行业会议或论坛，从实践中寻找和挖掘图书出版领域内的国际性问题进行研讨，在会议上发出“中国声音”的同时，向世界推荐我国优秀图书作品和相关研究成果。例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圳读书月组委会等主办的“2014全球图书会议：数字图书与未来科技”于2014年11月29—30日在深圳举行，会议全面探讨了当前全球图书业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图书业新技术如何发展、新技术条件下的版权保护等系列问题，大会专题演讲以“数字图书的现状、机遇与挑战”为主题，共分为7个小组进行研讨交流，讨论话题包括“即将出现的科技（对于读者、作者和消费者的影响）”、“出版产业和发行行业面临的挑战”和“图书馆和档案系统所面对的挑战”等，同时会议最后还发布了《深圳宣言》，表达各国与会人士对会议研讨主题所达成的共识。^[67]这样的图书出版行业国际研讨会虽然不像书展那样可以直接进行图书国际版权贸易，但在来自世界各国业内人士的论题研讨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势必会通过总结和推荐本国图书出版经验来进行观点阐释，也有一些从事国际版权贸易的专业人士参与研讨。因此在此期间，中国图书出版业除了可以学习其他国家先进经验之外，还能向国际出版界宣传自己，推出最新成果，并在传播行业国际形象的同时拓宽图书出版海外营销渠道。

（3）图书评奖。这种“组织传播模式”的宣传手段虽然不是主流，但也可以在拓宽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传播渠道方面起到辅助性作用，这种方式便是组织和参加各类图书评奖，以奖项带动和促进图书出版的宣传工作。

作为国家级政府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旨在表彰对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做出重大贡献、努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外国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该奖自设立以来已颁发7次，来自14个国家的33名人士获奖。自2012年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改为一年一次，并向获奖人首次颁发奖金，金额为每人5万元人民币，越来越多为传播中国文化做出努力的海外人士受到我国政府和业界的认可与鼓舞。^[68]虽然这是中国国内设置的图书奖项，但是从历年获奖人的国籍来看，其国际化程度相当高，例如，获得第五届（2010年）“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翻译家、作家和出版家分别是：印度尼赫鲁大学中文副教授狄伯杰，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日本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饭冢容，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及印刷管理总裁潘世勋；获得第六届（2012）“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6位国际人士分别是：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柬埔寨传播起到积极作用的柬作家克罗缇达，研究并翻译中国文学的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致力于翻译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并在韩国推广传播中华文化的韩国翻译家金胜一，策划、组织、翻译、出版了中西双语版图书《西行、西行：中国作家西班牙纪行》，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西班牙汉学家达西安娜·菲萨克，推动耶鲁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局合作出版中美最大的合作出版项目《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的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对“中国文化与文明”项目的创立和成功运作做出重要贡献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约瑟夫·V·里德。^[6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在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式暨第6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上表示：“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和支持文化交流与传播，促进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希望获奖专家向世界介绍更多的优秀中国图书、中国文化，共同维护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交流和借鉴，共享人类文明成果。”^[70]这一讲话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对图书出版“走出去”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也反映出中国图书出版业想借此奖项进一步加大版权输出的宣传力度，并由此拓展传播渠道。因为虽然这些获奖的国际专家并非版权贸易市场内的专业人士，但他们却是国际图书出版业和相关领域内极受尊敬的专家、学者和官员，他们作为“意见领袖”可以帮助中国图书出版业在国际范围内提升影响力，从而促进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此外，如果说组织和举办这样的国家级图书奖项是邀请国际图书出版业“走进来”的话，那么鼓励、帮助和扶持中国优秀作家主动出击，“走出去”参加各类国际图书奖项也是促进中国图书出版国际化的有效途径。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图书作品，但由于缺少国际化的宣传手段和国际传播渠道而无法被世人看到，即使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也只能占据很小的国际图书市场份额，因此参加国际级的图书大赛，获得具有国际水平的图书或文学奖项，借助国际图书奖项的各种传播手段和交流平台是被世界关注最快、最有效的宣传和营销方式。

2.大众传播方式

大众传播方式主要是指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信息的方法和过程，凡是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成功案例都借助了大众传媒尤其是国际媒体这一平台。比如上文提到的《狼图腾》和《于丹〈论语〉心得》，《狼图腾》在进行海外推广时就被美国《时代周刊》、《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世界报》，意大利《意大利邮报》，以及德国《明镜周刊》、《德意志报》等多家西方主流媒体关注、报道，并在媒体上刊发了大量评论；《于丹〈论语〉心得》的海外推广成功也再次印证了大众媒介传播和宣传渠道的重要作用，在欧美媒体，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等国的媒体就该书在中国的持续热销以及“于丹现象”和“国学热”所引起的广泛报道与争论接连采访于丹之后，国际图书出版界都注意到了这本书，国际出版市场由此打开。这些都是中国图书出版业借助国际新闻媒体进行的有效宣传和国际传播，而新闻媒体是具有公信力的国际传媒，通过其传递的信息更被世人所信服。由于国际新闻媒体尤其是西方主流新闻媒体近些年对“中国”话题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关注度，我们可以利用他们这样的兴趣点主动“策划”和“组织”中国图书出版业内的公共事件或公关宣传活动，让中国优秀的图书作品通过登上国际主流新闻媒体的方式再进入国际图书流通和版权贸易市场。此外，组织传播方式中中国图书出版业所进行的的各类活动也可以依托国际新闻媒体，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从而拓宽活动本身的国际影响范围。(www.daowen.com)

除了国际新闻媒体，电影、电视和网络的强大传播力也是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的强大支持和宣传平台。2015年年初，中法合作拍摄的电影版《狼图腾》正式登陆各大院线，首映当天就取得了2 920万票房^[71]的好成绩。《狼图腾》之所以被电影界看中，耗时5年精心打造并隆重推出，完全是因为其文学作品在国际图书市场的强势传播和国际影响力，就连法国导演让·雅克·阿诺都是因为读了一半该小说而兴奋至极，欣然决定接受执导该影片。这是一个由国际畅销图书带来影视业繁荣的案例，国际上这样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著名的有《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指环王》和《暮光之城》等。

国际畅销图书被改编成影视作品进行全球传播，是最能直接刺激、带动影片票房和增加影视衍伸产品销量的途径，而且影视作品全球上映，播出地区范围越广，传播效果越好，其图书作品也会随之更加畅销世界，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良性循环。其实反之亦然，能在国际上获得一定影响力的影视作品也能为其改编的文学作品宣传、造势，并带动其进入国际图书市场。例如，《山楂树之恋》的“纯爱”主题与中国文革背景的巧妙融合虽然都是符合国外读者的“卖点”所在，但“搭电影便车”的营销策略则无疑在版权贸易实际操作过程中成为制胜的一招。^[72]《山楂树之恋》借助同名电影的热映，再加上是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的作品，在全球卖出20个语种的版权，小说外文版也在英国、荷兰、加拿大、希腊等国出售。由此看来，已经在国内畅销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可以借助影视剧跨国界的强势传播将其推向世界，因为视听语言比文字语言更容易被全球不同文化背景和语言习得的人们所接受和认可，一旦深入人心，其文化内涵的传播效果将被放大，而且很多受众有看过影视剧想再“拜读”原著的欲望和习惯，因此图书作品通过影视剧的传播效应被国际市场接纳就“水到渠成”了。

此外，新媒体环境下网络的国际传播力相较于影视剧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强大渗透性和交互性，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将一件本来“无人问津”的事情变成全球性公共事件。虽然目前国内社交媒体与国际社交媒体还处于“割裂”状态，但未来的世界将在网络空间中真正成为“地球村”。因此，中国图书出版的宣传和营销可以借助网络媒体的强大穿透力进行全球传播，逐步形成一套系统成熟的网络宣传与营销手段，积极推动图书版权贸易的海外输出。

3.人际传播方式

人际传播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人际传播的形式可以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直接传播，也可以是以媒体为中介的间接传播。虽然这种传播方式不是中国图书“走出去”主要的宣传推广方式，但如果它与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结合起来也可以充分发挥其“亲近感”和“信任感”等优势，获取外国读者和外国出版商或版权代理商的兴趣和关注，进而帮助开拓中国图书的国际市场。

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2012年的伦敦书展，中国作为主宾国在组织传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人际传播的方式，帮助中国参展图书乃至整个中国图书出版业造势宣传。期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亲自组队参展，王蒙、莫言、安妮宝贝、西川、刘慈欣、盛可以等20位中国优秀的知名作家在伦敦书展集体亮相；另外，阿来、阿乙、毕飞宇、迟子建、冯唐、郭小橹、韩东、李洱、李敬泽、刘震云、欧宁等30多位作家参加了英国多个城市间文化交流。^[73]这种中国当代作家与英国出版人、作家、学者、艺术家及读者进行多场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与对话的活动，使中国当代作家和现当代文学第一次被置于世界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下，让世人觉得即亲切又可信，其宣传作用不可估量。因此不可否认，作家参与书展的这种人际传播方式着实为中国图书出版业和中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巨大贡献。

有了这样的成功经验和传播效果，中国图书出版业可以有针对性地专门组织类似活动，甚至可以像打造影视明星那般着力包装中国优秀作家，将欲进入国际市场的图书作者推介出去，让他们在写作之余多参加图书宣传活动。由作者自己阐释作品的主旨、精髓和内涵，比由出版社或版权代理商介绍更让人觉得真实可感和由衷的信任，因此中国图书出版社和版权代理机构可以充分利用作家在人际传播方面的优势，将他们打造成为和图书一样的品牌产品，这样对该作者今后作品的宣传推广也大有好处，因为一旦认识并且喜爱上了某位作家，该作者的系列作品都会被大家所认可和追捧，这在国际图书市场也是如此。

另外，邀请一些国际知名的书评人在公开场合对欲推广的图书进行点评和推介也是一种发挥人际传播优势的方式，出版机构可以在某些行业活动的组织传播基础上邀请国际公认的业内人士发表评论。如果说作家自己推荐有“王婆卖瓜”之嫌的话，那么这种人际传播会让受众觉得真实和权威，而再配合国际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就更能为中国图书出版的海外输出锦上添花了。

（三）发展多元输出，共建多样化的海外输出平台

中国要想增加海外图书版权贸易额，除了借助优质海外出版资源和增强国际传播力之外，发展多元输出、构建多样化的海外输出平台也是有效的传播渠道之一，这里所说的多元输出指的是“输出范围”、“输出形式”和“输出平台”。

1.拓展海外输出范围

正如之前所述的中国图书出版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之如何真正“全球化”，虽然中国图书在出口种次、册数和金额上都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从图书海外输出范围看依然存在很大提升空间。中国香港、台湾地区这两个目前最大的输出地本质上不属于海外输出范畴，因此未来中国图书出版的海外输出应该在保持欧美发达国家输出水平的同时，进一步扩大世界其他洲和区域的输出范围。如上文提到的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充分利用浙商在非洲的基础和人脉，近年来积极开展与非洲出版界的合作，与非洲出版界合作出版了多部丛书，虽然这些书不能算作哲学社会科学类，但却是根据输出国家和地区的实际需要进行出版图书的内容选择，这对于打开中国图书出口非洲市场很有益处。

其实，欧美发达国家之所以成为我国图书出版贸易活动的重点输出国，除了其自身发达的国际图书贸易市场外，英语作为图书翻译语言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想拓展除英国和美国之外的海外图书市场，除英语之外的其他小语种翻译人才是中国图书出版业急需的专业人才，否则再好的内容和宣传手段也无法使中国图书走进那些小语种国家的图书市场。另外，有针对性地研究除欧美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出版市场运作规律和发展走向也是拓展海外输出范围的有效途径。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中国图书出版业中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实践者都应该有的放矢地对此进行现状分析和田野考察，在有了大量鲜活的个案研究和实践分析之后，中国图书才有基础和条件积极拓展此范围的海外市场，真正实现图书出版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化”。

2.创新版权输出形式

目前中国图书出版海外输出的形式大都以纸质的实体版权为主，但随着国内一些网络原创文学网站的盛行和发展，网络文学作品加入版权海外输出也初见端倪。据悉，《穿Prada的王妃》和《大姑子北北小姑子南》等7部网络小说在2012年3月集中输出至越南，这些小说涉及穿越、后宫、青春、婚恋等多种网络流行小说题材。^[74]2012年，晋江文学城与台湾知名文学网站鲜网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力争将更多优秀作品以繁体字的形式推广到台湾地区，从而成为一场跨地域的强势合作，业界预期网络原创文学的图书版权输出将渐入佳境。由此看来，中国图书出口的确可以以网络文学作品的版权形式远销海外，因为这些作品已经拥有了良好的受众基础、读者口碑和传播渠道，再加上专业化的出版团队运作一定能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成果推向国际。

3.构建数字出版平台

除了输出范围和输出形式，中国图书海外输出平台也需要实现多元化，其中最符合当下国际主流模式的便是构建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相比，其特有的出版形式和网络发行方式，传播速度更快，传播形式更多样，传播范围更广泛，它不受空间、时间限制，将内容瞬间精准到达客户；具有较强的互动性，可实现双向互动、多向互动，由线性传播变成网状传播；以读者为中心，提供更专业化、个性化的内容服务；无纸化出版、按需印刷，解决库存积压以及运输、保存损耗难题；海量存储，便于内容的检索和整合；简化出版程序，压缩出版时间，缩短信息传播流程，降低制作和发行成本，其盈利模式没有物流、资金流的循环系统，而是由出版者发布，读者点击阅读，网上即时支付。^[75]数字出版已成为全球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也是未来版权输出新的增长点。

“数字出版”既已成为国际图书出版业流行的传播渠道，国内出版机构就应该主动适应这一国际潮流和趋势，通过合作、学习和自主探索等多条途径获取相关资源和经验，积极推出各类数字化产品，开拓全媒体的传播渠道。例如，中国出版集团、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南方出版传媒集团等国内重点出版集团与圣智学习、施普林格等国外知名出版机构确立了包括开展数字出版业务在内的合作协议和计划，以“借船出海”的方式尝试进入国际数字出版市场。^[76]2013年，中国出版集团旗下荣宝斋借助英国和加拿大数字出版公司的发行渠道，将艺术类图书和期刊通过手机和电脑平台推广及销售。在自主探索数字化的道路上，中国的出版机构也努力尝试搭建数字化出版平台和设计多元数字产品，积极将内容和随之的服务转化成数字资源加以推广和利用。例如，中国出版集团“译云”平台已于2013年上线，旨在提高其走出去翻译服务能力；中国国际出版集团旗下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针对喜欢中国菜的外国人开发了应用产品“iChinese cooking”，并在苹果商店上线销售，将内容产品转化成内容资源，利用数字形式加以推送。^[77]虽然目前这些数字化服务是针对传统中国美食文化的，但有了这些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其数字化手段和数字传播渠道势必会成为将来大力推广承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图书的有效途径。

除此之外，有学者认为“网络书店”的商业模式和“电子阅读器”技术对于中国数字出版“走出去”也非常重要。^[78]网络书店近年的强劲发展势头已经让许多实体书店“摇摇欲坠”，甚至“分崩离析”，它是销售数字出版终端产品的重要平台，中国图书出版业应该创新和开拓既有民族特色又有国际水平的网络书店商业模式，为我国图书数字出版的国际化发展探索出一条长效的发展道路。美国的亚马逊书店就是全球范围内比较成功的案例之一，我国的当当网和博库书城等也正在借鉴和模仿亚马逊的商业模式开拓国内外图书市场，国家和相关部门以及中国图书出版界可以给予这样的模式以一定力度的扶持，使得他们在数字化的道路上越来越国际化。其次，电子阅读器作为数字出版最直接的载体，凭借其体积娇小、阅读便捷、视觉效果良好、无线资源获取和阅读成本不高等优势成为了图书市场的宠儿。2012年12月，亚马逊中国发布了中国亚马逊Kindle（亚马逊的电子阅读器）电子书商城，预示着中国加入了电子书阅读的世界潮流中；美国苹果公司于2010年4月正式推出平板电脑iPad，随后iBooks（专用于苹果设备上的电子书阅读软件）作为iPad的核心应用也随之推出。iBookstore是iBooks购买图书的主要渠道，可以提供多达数以万计的图书内容，且数量还在与日俱增之中，它除了支持传统出版书籍方式之外，还允许独立作者直接发布自己的作品。在其推出的短短一个月内，iBookstore上的书籍购买量突破了150万，成为与亚马逊比肩的移动阅读市场领先者。然而，目前中国的电子阅读器市场和电子书行业，如汉王的电纸书、博库阅读器、盛大的Bambook（锦书）等，都与亚马逊的Kindle和苹果公司的iPad差距甚远，这些都是未来中国数字出版业需要进一步建设和重点打造的领域。最后，数字出版领域创意无限，中国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断挑战自我，紧跟国际潮流，积极发展如有声阅读、电子书包、数字报等为代表的新型数字产品，拓展除网络出版以外的其他新技术数字出版手段，如手机出版和云出版等，全方位构建中国图书全球数字出版平台，为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走出去”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