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教授^[86]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与西方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碰撞和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把西方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翻译“引进”过来，这个“引进”阶段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未来也有必要延续下去。第二个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是“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最早是经济学和统计学这些学科，现在还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拿来解释中国经验，企图复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中国开始在学术规范和学术体制等方面全面与国际“接轨”。客观地说，经过这三个阶段，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阶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全面走向世界，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获得国际话语权，从而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查找与“哲学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学科”“走出去”、“走向世界”和“国际化”等内容相关的论文，通过仔细研读、梳理和综述后发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全面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我国研究人员主要在整体规划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整体规划”的定性研究

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层面解决若干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更加行之有效地实施该战略以达到预期目标。近10年来，学者们分别在重要性、可行性、存在问题和发展策略四个方面对此战略进行了思想观念的阐释。

1.重要性

学者们认为，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是应对全球化挑战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要求^[87]，是将中国介绍给世界、塑造及展示中国世界大国新形象的现实需求和重要途径^[88]，同时它也是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大举措^[89]。此外，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也是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为人类共同进步做贡献的迫切需要。^[90]因此，邓正来^[91]教授认为实施该战略是主动参与国际“话语争夺”的过程，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可行性

如此意义重大的战略要得以顺利展开，先认清其实施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是非常必要的。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在世界上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在举办重大活动和应对危机事件中的出色表现及成功实践，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独特优势。当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已经超越经济层面，开始认真对待和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治理模式，这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大好机遇和发展可能性。^[92]正因如此，邓正来教授^[93]认为，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可能帮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因为在改革开放短短3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希望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此外，还有学者^[94]认为，经济发展为造就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人才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创造了条件；哲学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优秀成果和人才具备了走向世界的水平和能力。

3.现存问题

中共中央2004年3月就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95]，要大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扩大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世界上的影响。虽然各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也一直在努力实施和推进该战略，但和经济领域的发展相比，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国际影响力似乎还是有待提高，因此，有不少学者开始分析现存问题，为制定策略提供现实基础。

有学者^[96]认为，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学科体系本身、学术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教师学术研究能力以及学术绩效考核导向等方面与国际学术发展要求还存在着一些差距，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进程。这具体表现在：首先，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具有明显国际通行特色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有明显差异；其次，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还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因为新中国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模仿苏联模式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其在学科发展上主要采用马克思主义话语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最后，作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体，教师队伍的整体国际化水平偏低、教师个人的国际学术能力参差不齐和学术绩效考核机制不科学不完善等都是阻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因素。

还有学者^[97]从哲学社会科学出版的角度分析了存在的问题：①工作进展不平衡。从内容来看，自然科学以及传统文化类图书多，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图书少；从地区来看，输出到东亚及东南亚周边地区的多，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少；从哲学社会科学图书本身来看，人文类图书多，社会科学类图书少。②出版单位和翻译者积极性不高。出版社对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翻译出版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投入大、工作环节多、利润低。译者积极性不高，主要是由于目前高校和大多数科研机构学术著作翻译不算科研成果，而且翻译收入较低。③翻译人才缺乏，翻译水平不高。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能够直接以外文写作的科研人员不多，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主要靠翻译。但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专业性较强，再加上中外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质量亟待提高。④哲学社科类图书海外传播力较差。长期以来，我们较多依靠国内出版社出版哲学社科图书的外文版，但这些图书很难进入外国的主流销售渠道，无法进入国外图书馆、大学和科研机构，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

4.发展策略

无论是对重要性、可行性还是现存问题的研究，都是为制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发展策略服务的，因此大部分思想观念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个方向。

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传播内容角度来看，有学者^[98]认为，我们的优势在于对中国的认识，因此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①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②让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③让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烙印，也是中国可以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地方。而从阶段性策略制定的角度，有学者^[99]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是个具有复杂性、系统性和长期性的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甚至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可以实行近期、中期和长期三阶段的发展战略：近期战略主要侧重于外部推动，以举国之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重点是把已经形成的中国优秀论著，以及中国已有的西方学术界不得不承认的强势学科，比如考古、中国文化研究和中国艺术研究等通过翻译的方式推向世界；中期战略主要是争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造血和健康发展上取得初步突破，打造“中国学派”；远期战略旨在全面突破，其关键是在各种学派不断建立和涌现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真正完全建构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还有学者^[100]则从战略与战术、形式与内容、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与创新以及“竞争性”与“吸引性”五组关系角度进行了策略制定与分析。

此外，还有一些具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发展策略同样是专家学者们重点研究的。首先，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选拔和培养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人才，着力解决“走出去”的瓶颈问题。^[101]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就可以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翻译队伍，通过与国外学者的合作，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译成英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102]；也可以从外语院校的人才培养入手，强化外语院校办学特色、提高办学质量，加强学生跨文化沟通能力培养，造就高端翻译人才、营造国际化校园文化环境，实现人才培养理念、模式和国家化的创新突围^[103]。其次，以文化传承创新为主线推出大批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成果，着力解决走出去的话语体系问题。^[104]可以组织学术造诣深厚且英文写作好的学者集体攻关，力争在公认的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数量可观的原创性论文，并使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国际权威出版社出版^[105]；此外还可以把中国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翻译和传播出去，推进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106]。再次，以国际交流平台建设为抓手，深化国际学术合作水平，着力解决“走出去”的渠道问题。^[107]为此，有学者认为应该努力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精品刊物和精品出版社，绝不以盈利为目的，争取在今后5年内，向汤姆森科技信息集团推荐100种SSCI或A＆HCI来源期刊^[108]；也可以设立国家级中外合作研究项目，以研究“走出去”带动成果“走出去”^[109]；还可以运用高校资源，组织师生开展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演出等活动，增强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亲和力^[110]。最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项目，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海外“软着陆”。例如，有学者^[111]提议建立一批国际、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中心和“智库”，提升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还有学者^[112]认为孔子学院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搭建了新平台（人员交流平台、文化交流平台、学科合作平台），应该继续发挥其重要作用，并在对当下孔子学院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基础上，提出了综合协调、市场采购和多元投入三种创新机制。

（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的“实践领域”探索(www.daowen.com)

整体规划要想得以有效实施，就必须落实到实践层面，理论引导实践，然后再用实际问题研究验证规划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从而达到预期目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问题研究在“实践领域”的探索主要在“中国学者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走出去”和“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三个方面展开。

1.中国国际SSCI和A＆HCI期刊论文发表研究

这一层面的研究是实践探索领域中成果最丰富、论证最充分、方法最科学的部分，学者们主要运用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问卷调查等定量分析方法，在对基本态势和整体情况做数据统计和分析阐释的基础上，通过和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之间的比较，重点研究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国际化中的高校科研生产力、学科分布、年代变化、高产作者、成果内容和国家合作情况等问题。

基本态势和整体情况方面，有学者^[113]运用文献计量方法，通过美国汤森路透公司的核心期刊论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中的社会科学专题数据子库，检索了中国大陆在世界核心刊物上自1900年至1949年间发表的几乎全部论文，并从文献量、著者、机构、学科主题、核心期刊、引文等角度进行了归类统计和分析，用定量数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历史实况、研究水平和科研布局等具体信息。研究证明，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也受到了战争的重创，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次印证了现在正日益强大的中国各方面协调发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提供的各种可能。除了对解放前的历史研究，还有学者^[114]对改革开放之后（1978—2007）我国SSCI论文发表的基本态势进行了整体考察，研究同样运用科学计量学分析后发现：1978—2007这10年论文发表数增长速度较快；发表作者所在单位中高校在国内机构里占有优势；合作论文比例大于唯一作者论文比例；国际合作论文比例较高，且呈上升趋势；研究内容更多的关注国内问题；经济管理领域发表SSCI论文的数量较多；发表期刊的影响力具有明显学科差异。类似这样的研究还有不少，绝大部分都是运用这种方法对一定时间段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在国际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表为分析对象，研究之后发现^[115]中国学者被SSCI和A＆HCI收录的文献数量虽然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但总体上具有稳步增长的特点，其未来发展前景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科研领域经费投入的不断加大，科研人员专业外语表述能力的不断增强，我国会有越来越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走向世界。此外，在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初期，贡献比较大的高校有上海大学、辽宁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清华大学、东吴大学（现苏州大学）等，学术成果主要集中在政治学、教育和教育研究、亚洲研究、国际关系和哲学等学科领域。

除了整体情况分析，还有不少学者针对一些具体指标进行了细致而又系统的分析阐述。例如有学者^[116]通过核心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收集了1956年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走向世界的几乎全部核心期刊研究成果，截取大陆高校38所高校（60篇以上的产出量）和9所香港澳门高校（90篇以上的产出量）作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的核心机构，对其发文量、高层次文献比例、发文较多的学科领域/主题以及合作研究等方面进行详细分析，更好地反映我国高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此外，这些学者^[117]还在1956年以来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国际核心期刊成果研究中截取了大陆和香港各29位作者作为高产作者，并对大陆高产作者的基本信息、科研生产力和香港高产作者的科研生产力进行了定量统计分析，多角度地反映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高产作者实况。研究发现，大陆地区绝大部分高产作者在未来几年之内依然扮演着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主力军角色；作者的地域分布呈不均衡性，主要集中在北京及周围的省市，科研机构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实力最强的北京大学、师范类院校以及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理工科院校；男性学者依然是大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体力量，而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具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经历的学者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国际对话能力；大陆高产作者在国内及国际上都具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个别高产作者的文献影响力及个人学术成就与香港高学术成就作者达到了同一水平，但是整体来说无论是在发文量还是文献影响力以及科学家学术成就方面，大陆高产作者整体要逊于香港高产作者。大陆高产作者所发表的高学术水平文献如论文、综述和会议论文较多，科研实力较强，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心理学、语言和语言学、经济学、文学、计算机科学、医学、情报与图书馆学等领域，而香港高产作者的研究则较多在心理学、医学、公共健康、交通科技等领域，这些研究成果都对我国高校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国际学术研究人才起到了借鉴作用。还有学者^[118]对建国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国际化发展中的学科和年代进行了重点分析，结果显示：在学科分布总排在前列的是心理学、经济学、文学、管理学、卫生学、政治学、人类学与考古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总体显示社会科学中的一些学科在国际期刊上发文量比较多，而人文学科除文学较多外，语言学处于中间状态，哲学、历史、艺术、宗教和建筑等学科都很弱势。社会科学中法学、统计学、新闻传播学等文献量非常少，国际学术影响非常微弱。而对年代分析^[119]的结果发现三个差异明显的发展阶段，从而清晰地勾勒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发展轨迹，也反映出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年代分析显示了大陆人文社科研究国际化基本格局和总体态势是上升的，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正在不断扩大。

2.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出去”研究

有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研究主要出现在“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研究成果中，其中专门针对“哲学社会科学类期刊”的数量倒不是很多，但其他研究对其同样具有很积极的借鉴作用，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从现状、问题和发展策略三个层面展开。

有学者^[120]利用相关数据库，通过量化统计后发现：虽然大部分期刊以不同方式实现了“走出去”，但并没有在国际社科学术界发挥足够的影响力；主要“走出去”的学科集中在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文学、考古学、经济学等学科；专业化办刊模式更适应国际学术期刊出版环境和要求；以英文出版是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向国际市场的有力媒介，但我国英文社科学术期刊还存在数量少、细分程度不高和刊物质量亟待提升等问题；中外合作出版增强了英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竞争力，为“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强大的动力。还有学者^[121]认为由于数量偏少、质量偏低以及被国际知名数据库检索情况不乐观等原因，中国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成效不明显，这些都是由一些制约因素导致的。比如中西方意识形态差异、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自主性较弱、中国期刊出版管理体制制约和语言障碍等客观因素，以及办刊理念滞后、编辑出版规范与国家规范存在差距、集约化、规模化经营落后和科研评价导向偏离等主观因素。

针对中国学术期刊“走出去”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学者们积极探索发展道路，制定发展策略。有学者^[122]认为期刊应专业化定位，实施集群化战略，打破自我封闭，进行国际化运作；突出学术影响力，提高稿源质量；强化主编的主体意识，调整编辑队伍，等等，这些策略可以有效推进学术期刊国际化进程。也有学者^[123]认为，在中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时代语境下，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已成历史必然。而营造中国文化的“世界化”氛围，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中文版和英文版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建立专业化转型和数字化的学术平台，应该是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走出去”的主要途径。还有学者^[124]从“增加期刊内容国际化含量”和“开拓国际化的发行渠道”两个方面入手，认为扩大稿源，面向国际作者市场；严格把关，建立国际同行评议体制；努力推广订阅渠道，争取相关国际知名机构订阅；力争加入国际大型数据库；与国际大型出版社理性合作；打造自己的网络出版平台等方法都可以有效解决现存问题，推动中国学术期刊更好走向世界。此外，其他类型中国期刊“走出去”的十个着力点^[125]也可以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对外传播发展策略的有益借鉴：争取当地相关部门支持，进入主流传媒市场；对谁说、说什么、怎么说；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举办活动，扩大影响；通过版权合作，融入世界期刊竞争的大潮；发挥优势，找准切入点，打造自己的品牌；借助资本上市，提升核心竞争力；发展新兴媒体，增强传播的宽度与广度；培养复合型传媒人才；做“走出去”整体的战略布局和谋划。

3.中国出版“走出去”研究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出版的文章并没有，基本都是以“中国出版”或者“学术出版”为主题词的，但本研究认为其部分成果同样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参考。

有学者^[126]从发展文化战略的角度，认为中国出版业应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增强出版走出去的自主性；丰富发展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内涵，提升出版走出去的亲和力；培养跨文化意识，扩大出版走出去的交融性，通过多渠道、多方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也有学者^[127]认为，要做好学术出版与学术走出去工作，首先，要保证学术出版的质量，提升学术出版的声誉；其次，要做好需求调查与需求分析；再次，要根据读者和市场的需要搞好学术出版，引领市场的发展，并保证翻译的质量；从次，要处理好学术成果和学术出版的关系；最后，要处理好版权转让与合作出版的关系。还有学者^[128]针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目的、形式和内容提出了“走出去”的政策建议：加大对邻国以及亚非拉国家图书输出的扶持力度；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做好“思想文化走出去”；加大思想理论走出去的力度，政策调控是关键；让图书实物出口能充分收到传播中国思想文化的效果；解决好“走出去”的瓶颈，大力培养翻译人才和版权人才。

除了对中国出版“走出去”整体进行分析规划外，还有一些学者^[129]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当前，翻译人才问题是制约我国出版走出去的瓶颈因素，分析翻译人才与出版走出去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化解我国出版走出去中翻译人才的问题思路，是出版界、译界和文化管理部门关注的重要课题。翻译人才在解除跨文化交流语言隔阂，实现中西文明交融，推动国内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和促进我国出版走出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高度重视翻译人才及其培养工作，改善翻译人才培养的基础环境，创新翻译人才培养的机制体制等是化解翻译人才困境的途径选择。还有学者^[130]对我国出版的国际话语权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研究指出我国出版走出去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真正掌握国际话语权，因此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国出版的文化创新自觉并占领国际出版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提升中国出版内容的质量和先进性；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新媒体时代，加强中外出版理念和出版运作机制的交流与沟通，建立我国出版的比较优势，树立我国出版的优势地位；构建我国出版的价值体系，并在营造具有国际出版共同价值内涵的前提下突出中国出版特色；积极采用互联网时代数字出版技术的优势，结合传统纸质出版，以立体化、综合性的出版形式呈现中国出版的优质内容。

4.小　　结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从2004年提出至今已有10个年头，回望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是百花齐放、成果颇丰，正是在“理论领导”和“实践探索”齐头并进的学术研究推进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还没有取得像经济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虽然各方面原因繁多且互相交织，但围绕此问题的学术研究应该依托现有成果在广度、深度和整合性上进一步展开。所谓广度，就是要拓宽研究范围，从过去主要研究国际期刊论文发表、国际型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国际化，拓展到国际合作与交流、国际学者互访和特色项目培养等新的领域；所谓深度，就是研究不要仅仅局限于提纲式的现状呈现、原因分析和策略制定，要深度剖析每项考察指标的具体表现和实施，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所谓整合，就是不能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割裂开来进行，而是要针对实践领域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也不要只做量化的数字描述，要将定量的科学性优势和定性的思辨逻辑性整合起来共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研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