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文献研究综述

本研究利用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数据库在社会科学索引（SSCI）和艺术人文引文索引（A＆HCI）两大索引中查询过去10年（2005—2014）篇名含有“学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的期刊文章，共搜得62篇学术论文和4篇会议论文。数据显示，论文涉及7个研究方向，具体见表1-1：

表1-1：Web of Science引文索引数据库社会科学索引和艺术人文引文索引中篇名含有“学术传播”的期刊文章（2005—2014）

由于部分论文属于交叉学科或方向，因而此表文章篇数总和大于搜索结果，统计数字清晰显示国外学术传播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与图书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领域中。此外，有关研究者国籍的数据统计显示，该研究领域论文作者所属国家绝大部分是美国学者（32篇），英国学者次之（6篇），第三梯队是亚洲的韩国（3篇）、日本（2篇）和印度（2篇），其他国家皆为平均1篇，其中偶有作者为华裔但并非中国国籍。

经过对这66篇论文的仔细研读和系统梳理，本研究发现过去十年国际学术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学术传播中传统核心渠道研究：机构渠道和技术渠道的整合发展

学术传播无论发生在任何领域或任何学科，其主体行为总是一种传播行为，而传播必然有媒介，因此，学术传播中的学术期刊、图书馆（图书馆出版）、机构知识库和开放获取这四个核心渠道及其在学术传播中的作用始终被很多学者关注并且反复研究，而最后一个“开放获取”又往往是和前三者融合在一起被探究的。

学术期刊一直是学术传播正式管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者的学术成果经过同行审阅之后在这个平台上得以分享和传播，因此，不断对其进行以荷兰教育学期刊为例，从发展的角度阐释了学术期刊在现代社会科学中的核心作用。研究呈现了教育类学术期刊在1920—1975年间经历的三次发展：合著者的增加和随之而来的出版格式标准化；编辑部尤其是科学传播守门人在学术期刊中作用的变化；期刊引用工作中“全球化”特质的增加和变迁。迈克（Michelle）和梅勒妮（Melanie）^[24]针对历史类学术期刊的电子文本，运用文本编码交换的方法进行编码，结果发现编码的某些类型应该在内部进行，而不是利用外部资源，同时文章还描述了多种捕获期刊细微元数据的机制，这在之前相关文献中是没有被发现过的，从而为其他类似电子文本的编码工作起到了指导和借鉴作用。大卫（David J.Solomon）^[25]则从历史的视角总结和讨论了学术期刊数字发行问世20年来，开放获取及其资金来源的多种模式在科学学术期刊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而帕特丽夏（Patricia Hudson）^[26]等4位期刊编辑在“第22届北加州期刊会议”报告中，从期刊编辑亲身经历的视角对《城市历史和科学》、《环境流行病学》及《美国文学》3份期刊进行了深入研究，全面探讨了期刊出版业目前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图书馆（出版）在学术传播中和学术期刊一样都担任着重要角色，也同样面临人类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随着1990年学术传播办公室的创立，研究图书馆协会（ARL）就启动了一项计划，给予学术出版系统的机能障碍以更为广泛的关注。玛丽（Mary M.Case）^[27]通过收集、散播和记录期刊危机的数据发现：一项引导创建“可扩充处理器架构（SPRAC）”的偏好行动、对与这些危机有相似兴趣的国际网络机构的使用和一个在韦伯斯特领导下稳健的教育项目（ARL）催化了一场全球性运动以积极创建学术出版的新模型。此外，图书馆出版作为学术传播的新模式被学者从历史、当下实践和发展趋势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夏静风（JINGFENG XIA）^[28]聚焦在学术图书馆期刊出版领域，通过介绍国外高校出版模式，建议图书馆期刊以机构集中代替主题定位，并且使图书馆出版更多样和多元化。另外有研究^[29]通过对北美8所研究性大学图书馆出版服务的分析和分类，在学术传播四个功能维度（注册功能、归档功能、认证功能和认知功能）上探究了图书馆出版服务对于学术传播的促进作用。还有学者^[30]通过对91个图书馆协会机构的管理员和工作人员发放问卷的方式研究后发现，学术传播中的图书馆和信息库已经超越了原先的知识守门人功能。杰纳^[31]等人则运用文献计量法对电子图书馆在2003—2009年间的学术传播做了系统分析，结果发现大部分由电子图书馆出版的文章属于个案研究或回顾性的类别研究论文，而其中大部分引用来自期刊，网络资源和书籍次之，研究还得出论文的平均长度是13页，并且文章来源集中在少数国家。

机构知识库作为获取和保存一个或多个大学智力产出的数字化集合，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下经历了从“资源”向“服务”的转变。多纳德和米杨（Ronald C.Jantz and Myoung C.Wilson）^[32]探究了机构知识库中选定学科的教师知识存储问题，并且识别了从图书馆主页去机构知识库网站不同的路径；同时他们还研究了机构知识库的发展和网站现状之间的统计学关系及其对传统学术传播的变革作用；此外，整个研究中机构知识库发展的意义和内涵是尤其被强调的。科尔^[33]等人以卢布尔雅那大学的机构知识库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网站访问者数量证明了其在提高学术出版可见度上的重要功绩，同时研究发现该大学的知识库所收录的成果大部分没有在其他地方出版过，并且统计数据显示89%的访问者来自公共领域，只有11%来自大学内部。

开放获取（Open Access）是近年来学术传播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与学术期刊、图书馆（出版）和机构知识库这三个内容载体不同，它是学术传播的技术载体。因此，除了对其本身特征和发展的研究外，学者们更多关注其与另外三者的融合发展。开放获取的出现对学术传播来说是革命性的转变，学者们对它的起源、发展和数字技术都做了大量说明，并且从传统学术传播的危机角度阐发了其重要的变革意义。开放获取在学术传播研究论文中存在两个体系：开放信息库或知识库和开放获取期刊，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经过同行审议的，而前者没有。克丽丝汀（Kristin Yiotis）^[34]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这两大系统的具体运作，例如开放信息库、本地机构知识库、元数据抓取和跨库检索等。开放获取的出现和由大学及学术图书馆推进的机构知识库发展公开挑战了传统的学术传播体系，罗威纳和布伦达（Rowena Cullen and Brenda Chawner）^[35]在研究了全球机构知识库发展的基础上，运用全国范围的调查重点剖析了传统学术传播的原则和益处以及与开放获取好处之间的矛盾，并且提出了缓解矛盾的建设性方案。另外，有关开放获取期刊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科学学科领域，并且都是探究其不断增长的影响，而研究学术传播体系中开放获取期刊的接受度和整合的却不多。如托弗（Tove Faber Frandsen）^[36]用文献计量法探究了生物学、数学和药理学三大科学学科开放期刊的引用行为，研究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横跨领域和媒体的引用行为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发现了其在开放期刊整合资源过程中的显著差异。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开放获取资源的利用率和找寻发展途径，杜尔（Dulle Frankwell W.）^[37]调查研究了两所高校的研究生对学术传播开放获取的接受和使用情况，结果显示58%的学生对开放获取这一概念是熟悉的，大部分学生对开放获取的态度是积极的。另外，虽然60.9%的学生曾经通过开放资源获取知识信息，但只有10.9%的学生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其散播。研究建议通过审查和正规化现有研究生信息素养培训模块的方式来提高学生获取开放信息和开发在线资源的综合能力。

2.面向网络资源及新技术的学术传播研究：从行动到态度的全面考察

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问世及发展，学术传播与时俱进地融合了互联网时代的各种技术和内容优势，在夯实原有核心渠道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有关学术传播的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向：

（1）学术传播中网络信息（资源）的使用情况。有研究^[38]专注科学家如何利用互联网进行非正式的学术传播，其中一些解释变量和来自欧洲7国以及5个领域（天文学、化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的科学家网络使用之间的关系被充分考察，这从而证实了一个积极的研究生产力和互联网使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但那些富有成效的高产科学家的网络使用却比预期的要低，而那些非生产性科学家的网络使用却比预期高。研究最终显示，任何想要在科学研究中名列前茅并且跟得上科研前沿步伐的科学家必须使用互联网。通过对8本美国化学学会期刊的引用考察和内容分析，塞西莉亚^[39]描述了化学学术文献作者和读者的网络信息使用情况，结果显示虽然在1996—2006年的10年内网络信息资源不断增加，但化学家们并没有加以充分利用，他们使用的是美国化学学会的电子支持信息档案库，而在被使用的网络信息资源中大部分是基于文本的，且统一资源定位主要出现在参考文献和实验部分；研究还通过比较引文和在线访问数据量发现，往往是引文处于最高水平的时候，文章会获得更多的在线访问量，这尤其是对那些描述技术和研究方法的文章来说更为明显；研究最后说明，即使化学家们没有在他们的出版成果中大量使用自由获取的网络资源，但通过网络获取的方式正在成为他们支持学术研究的信息资源使用行为主流。

除了使用行为研究，学术传播中网络资源的质量和可信度开始被一些学者关注，有研究^[40]利用引文分析法对1996—2005年间14本期刊共35 698篇文章使用的网络资源进行了定量分析，并将其中1 000 724条引文分成两组（传统引文和网络引文）进行考察。研究最终发现，虽然网络引文的数量不是很多，以致无法得出结论性的数据以显示其在科学研究上的影响，但其稳步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不同学科对网络资源的使用也是不一致的，应用学科和跨学科的科学呈现出更多使用网络信息的趋势，而传统的和实验性学科则较少；引用的频率与信息提供者或者机构的声誉有关，而与信息提供的网站或网站类型无关；研究者们对网络信息信心不足，此外与之前一些出版成果不同的是，网络信息并没有被频繁引用，因此研究认为建立一个评估网络资源质量和其权威性的指导体系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当今，数字技术已经成为各类传播活动的核心技术和普遍技术，学术传播自然也不例外，因此除了网络资源使用，学术传播的数字化转型和发展也是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和网络资源使用相似，研究者们在最初研究学术传播如何使用数字技术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进而开始关注这一资源的可信度和权威性。尼古拉斯^[41]等几位学者对数字时代里作为学术信息资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研究人员展开调查，重点关注他们对使用、引用和出版的资源可信度和权威性的态度和随之的行动。研究运用文献回顾、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14个焦点小组的研究者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研究者们开始对数字资源建立信任，这与他们在研究方法方面接受良好的培训有关；社交媒体对研究起到辅助作用，但大都是用来促进研究创意的；研究者对开放获取资源存有怀疑和困惑，而对传统出版商提供的信息资源怀疑大大减少；在不考虑学科、国籍和年龄的情况下研究者们的认知和行为是相对统一的；虽然一些资质浅的学者在行为上与资深的同行相似，但他们真正的想法并非如此，只是因为出于学术体系内的敬畏、害怕和趋同而已。

（2）Web 2.0和社交媒体在学术传播中的应用与作用。Web 2.0指的是一个利用网络的平台，由用户主导而生成的内容互联网产品模式，为了区别于传统由网站雇员主导生成的内容，因而被定义为第二代互联网，这种创新模式和技术自然也被引用到学术传播研究中，而在一种新的模式和技术在某领域流行之前，该领域的主要使用者的接受度总是首先被研究的。一项测量349位来自不同学科研究者“对能够激发学术传播的协作和Web 2.0的潜在接受度”的调查结果^[42]显示，学者们对Web 2.0和通过其公开发布成果的态度是积极的，而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将丰硕成果的自由发布和可信的质量控制机制完美结合起来。还有研究^[43]考察了两个对比鲜明的学术出版商如何应对Web 2.0的机遇和挑战以创新他们的服务，结果表明出版商的重要角色必须被充分认真对待，因为他们在实现加速发展开放学术传播的愿景过程中作用卓著，同时也必须探索出版商作为中介机构的创新之路，而这些都是基于Web 2.0展开的。

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指允许人们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的网站和技术。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现阶段主要包括社交网站、微博、微信、博客、论坛、播客等，它也是基于Web 2.0发展起来的。于是社交媒体在学术传播中的使用和作用同样是研究者们关心的，有研究^[44]用数据统计和质化研究的方法调查发现了来自10个不同领域学者在使用微博网站中的学科差异。结果显示，和之前研究一般网民微博使用情况不同的是，学者们使用微博的方式大部分是分享链接和转发帖子，并且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生物化学家转发内容和行为大大超过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数字人文科学和认知科学的研究人员更多利用微博进行人际交流和对话，而经济学研究人员则更多分享链接。整体而言，研究人员在生物化学、天体物理学、化学信息学和数字人文等领域似乎大都利用微博进行学术传播，而这种方法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科学等学科领域则看起来好像被边缘化了。另外，除了使用情况，社交媒体对学术传播中的影响也被探究，有论文^[45]通过网络调查和SPSS统计法测量了研究人员（如教授、老师、研究员和博士生）对Web 2.0技术和信息的使用行为，结果发现Web 2.0技术已经被研究人员们所熟知，大部分研究者对博客、维基、社交网络、多媒体分享和在线文件等技术内容都是非常熟悉的；社交媒体为学术传播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环境；根据不同学术传播目的，研究人员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都选择并且找到了合适的沟通交流方式。这一研究对Web 2.0技术在学术传播的影响探索上提供了新的见解，并且发展了适合于社交媒体学术传播环境的新的信息使用行为，同时也为学术传播在社交媒体环境中进行协作服务提供了智力支持。

3.学术传播领域存在问题的应对研究：在改革实施和未来设想中不断前行

无论哪个领域的革新和发展都是在从与时俱进地发现问题到因地制宜地寻求出路中披荆斩棘的，学术传播在过去10年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不少学者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

（1）针对存在问题的改革方案实施研究。很多对学术传播的研究都基于社会技术视角，并且扎根于科学和技术研究，然而就算关系如此紧密，学术传播和科学技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仍然不清楚。鉴于这种差距，两个领域之间的概念关联、两者之间的重合部分和对各自领域的回顾进入了学术传播研究人员的关注范围。成果^[46]反映了一个事实：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领域涉及科学知识内容，也就是众所周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领域与学术传播的过程密切相关，包括发布、搜索、合作、引用和写作；而科学技术研究的另外一个领域则关注机构、规范、评价和创新，也就是所谓的科学社会学或者机构科学社会学，这一领域关系到学术传播结构，能够体现这一关联的例子有学科、创新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文献评价研究等。此外，还有学者^[47]通过文献分析法探究了不同学科之间学术传播的差异，他们对1968—2007年间391篇论文中的29 289个引文进行了考察分析，这些来自16个学科用分层抽样法取得的样本经过系统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显示，这些学术领域的论文引用方式和特征都是不同的，具体体现在文献综述、引用资料的语言、使用期刊或者专著、引用数量以及作者等方面。除此之外，还有几位学者^[48]在伯格曼（Borgman）1989年提出的学术传播文献分析法三个框架（工件、生产者和概念）的基础上，拓展出了第四个框架：守门人。这四方面的框架过去应用于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以测量网络变化，并且相互之间是独立操作的；而这个研究通过对58本来自信息科学和图书馆科学目录期刊的研究，将这四个方面糅合起来进行测量，由此产生的网络因为使用二次分配过程的潜在相关性而同样被考察了。对于学术传播整体的测量要考虑到多个方面，这项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以度量为驱动力并且加入了评估意识。

除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等新资源或新技术之外，学术传播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一些创新举措和转变，这也是依靠研究人员不断努力而获得的。随着学术传播市场的不断发展，一些指标显示信息流通单位从主要关注期刊文章转向更广泛的学术传播要素“数据集”，这种转变和进展在希拉里（Hilary）和约翰（John）^[49]的文章中被总结和强调了，同时他们还考虑了这一转变对收集和购并过程中核心功能的影响。此外，基于“数据集”的“合作实验室”创立也是其中另一项促进学术传播的举措，有学者^[50]在历史科学领域探究了其推广的价值。随着历史科学对大量数据需求的增加，特别是全球历史和世界历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历史学家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有用和必要。一个学者用整个学术生涯都无法收集到足够的其研究假设所必需的支持数据，而研究人员之间又不愿意分享自己耗去大量时间和精力所得到的数据。其结果造成大量有价值的数据通常无法到达那些感兴趣的研究伙伴那里，即使大家能够获取这些数据，但许多数据集又被证明是不符合其他数据集的，两者不能兼容。于是一种新的学术传播和学术合作方法“合作实验室”被研究者特别关注，这个实验室没有围墙，并且可以保存、分享和维护人文社会学科中大量高质的数据集。同时，建立一个合作实验室的困难与其他数据收集方法和交互方式也被充分讨论，比如数据档案建立、创办数据可用性政策期刊，以及如何从历史科学中获益等。除了对一些学术传播转变的研究外，还有学者^[51]对学术传播主体期刊作者关于数字时代引发转变的态度、行为和观念进行了全球性考察。该研究对全球5 513名资深期刊作者进行闭合式问题调查，结果获得了11个方面的发现，例如这些资深作者和那些重新搜索者都认为下载比传统引文方法更可信、更实用，并且可能会生发出新的出版商机；这些作者坚信开放获取方式的结果会使期刊文章变得更容易获得，从而图书馆等的出版预算压力将被大大缓解，但他们不相信文章质量会有所提高；并且他们认为大规模进行开放获取将破坏学术出版；此外调查还发现，期刊作者们对机构知识库并不了解，只有10%不到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知道或者熟悉这一学术传播的发展。这类研究的意义在于充分了解学术传播主体对于自身所处领域革新的接受度和态度行为，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学术传播创新转变提供现实依据和实践基础。(www.daowen.com)

（2）推进学术传播发展的策略研究。一切转变和创新都是为了推动主体不断向前发展，在对促进学术传播的不懈追求过程中，图书馆管理员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极大努力，这包括建立正式程序、创办委员会，或在机构中采取其他与之相一致的各项行动。然而，虽然图书馆管理员们已经为此目标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努力尝试，但他们始终没有试图描述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成功项目。因此，在推进学术传播转变和发展的尝试中，有学者^[52]提出了“五个阶段”的操作方式以提供一个可以解决一些棘手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并且他们定义了这些阶段（意识阶段、理解阶段、拥有阶段、行动阶段和改革阶段）、提供了说明性例子、制定了成功的措施和支持努力改变的细节性策略。还有学者^[53]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学术传播方面我们是否应该做得比现在更多、更好呢？”他认为对于学术传播的美好期望是否能够实现与我们如何处理和构想学术传播中“传播”这一部分密切相关，因此未来学术传播研究应该有更多的注意力和努力聚焦并且投注到“传播”这个范畴中。

发展策略是对于未来的挑战，“2025年图书馆将在学术传播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20位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所辖图书馆的负责人^[54]就此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每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观点选择最合适的发展方案，并给这项发展方案命名。最后共总结出6个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例如图书馆作为出版商，经济利益问题和协作的必要性是必须要被关注和讨论的；如何处理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和特定前景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也被这项研究所提及和论证。

4.学术传播领域中的个案展示：为了各国学术传播研究的共同繁荣

国际学术传播研究在各个国家和领域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成果辈出，除了上述三个方向的研究之外，一些具体领域和国家的个案及其成果介绍也是近10年的主要成果之一。大部分国际期刊中学术传播研究都是以欧美国家为研究地域，作者也都是来自这些发达国家，虽说这并不代表只有欧美国家学者研究学术传播，但至少在国际学术舞台上由于语言、学术话语体系等原因还是由他们唱主角，这可能是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普遍存在的问题。经过对2005—2014年相关文献的梳理和综述，本研究发现大部分成果都是以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学术传播作为研究对象，美国学术传播话题和内容似乎被默认为就是国际学术传播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且在文章标题中也不用出现“美国”字样，因此造成了“美国的就是世界的”假象。在一些具体领域学术传播个案研究中，基本以介绍美国经验为主，例如有学者^[55]分享了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里尔森（Liaison）图书馆如何在自己的核心职责内倡导学术传播改革：当其他图书馆还在雇佣一个协调员或依靠一个委员会进行项目拓展时，明尼苏达大学就已经开始将那些作为学科研究成员的图书馆管理员们的基本事业定义为学术传播，这项通过开放式访谈进行的研究为其他同类图书馆学术传播在人员管理和培养方面起到了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一个关于美国计算机科学学院学术传播的个案研究^[56]介绍，对研究实践的详细检查可能为系统的总体设计提供资源以支持协作的科学工作，并且我们可以通过探索现实世界实践中的社会信号嵌入所产生的有价值信息来理解学术传播。

虽说国际学术传播研究成果大都来自欧美发达国家，但其他国家学者仍然孜孜不倦地进行着相关研究，为了能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通常以个案研究为主，并且在标题中会明确“国家”身份，以传播和推荐自己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日本的学术传播研究和经验介绍便是其中之一，日本学者^[57]认为电子期刊在日本学术传播中已经被普遍使用，一方面可以说学术传播很大程度上依靠电子资源；但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说学术传播现在极大地依赖于电子期刊是因为研究人员很少使用其他电子资源。因此该论文基于日本研究人员对信息的使用行为和估计，重点展示了日本电子期刊在其学术传播过程中的地位，研究在日本高校和研究机构的3 729名研究人员中以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在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理所当然都是使用电子期刊的，但从某种程度看他们对其他电子资源的使用主要是获取信息，这一现象似乎并不是一种转变，而是对传统使用方式的一种修正；日本研究人员仍然依靠传统学术期刊出版来获取信息，尽管他们承认这种转变已经开始了。另外，国家之间的学术传播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韩国学者们^[58]以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Korea Education ＆ Research Information Service）和日本国家信息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为例，调查了两者合作中的文档服务发展趋势。研究介绍，2004年两院之间的文档供给管理系统是依靠中介完成的，而到2007年4月由于系统改进已经发展成可以无需中介直接完成；直接传输系统完善后，文档需求的请求数量增加了，而且完成文档提供的时间也大大降低，因此直接传输系统带来了更有效的合作和用户服务。这个研究的价值在于，此文件供给服务是北亚国家韩国和日本高校图书馆之间第一个官方合作网络，这对于推动国际学术传播合作意义重大。

除了日韩，印度高等教育中的学术传播研究^[59]也出现在国际期刊中，它主要研究了通过信息和图书馆网络进行统计数据这一趋势。论文描述了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倡议建立数字图书馆联盟（图书馆的信息网络），从而为印度学术界提供学术传播途径。研究发现通过对这一信息网络的整体使用，学术传播质量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发现这类使用依赖于高带宽连接，从而证明了印度高等教育中学术传播对这类信息网络的需求在增加。此外，乌拉圭^[60]作为南美洲的“代表”出现在了国际学术传播研究队伍中，其中乌拉圭国家研究人员系统中那些活跃研究者们的出版物（2009—2010）被作为分析对象。研究中与变量相关的一些数据，如知识领域、出版类型、责任类别、出版所在地、支持语言、同行审查和索引等被注册成为一个特定数据库，通过对这个数据库中各项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学术传播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识领域；而学者们的简历先不论其局限性，倒也是一种获得全球性科学生产研究的丰富资源；同时该数据库也通过允许其他领域研究进入国际数据库而对文献计量法进行了有益补充。还有伊拉克学者^[61]通过和西方国家学术传播比较，对本国学术传播进行了全面关照，结果发现由于历史、宗教、文化、社会和政治等因素对学术传播的影响，伊拉克和西方国家的学术传播存在诸多差异。

5.小　　结

国际学术传播领域在过去10年的研究成果其实远多于此，例如国际一般学术期刊论文、学术出版专著、硕士和博士论文，还有那些以学术传播具体研究内容为标题的成果。但为了能够体现研究的最高水平，并且综述总要有相对合理的研究范围，因此本研究将国际核心期刊中篇名含有“学术传播”的论文作为分析对象。经过梳理和综述，国际学术传播研究的大致内容和发展趋势逐渐清晰，从整体来看，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相关的大多数具体分支，并且呈现出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和特点：核心渠道研究除了对传统研究的继承外，更关注整合传播发展；网络和新技术时代的学术传播不仅关注对新资源、新技术的使用及其带来的影响，也强调对其可信度和权威性的考察；对于学术传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发展策略并在实践中反复修正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国际学术传播研究需要全世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除了美国，其他各国学者以个案展示的方式推进本学科共同繁荣。研究方法方面，几乎所有成果都采用内容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中的一种或多种量化分析方法，以得出更为科学和准确的研究结论。最后，本研究认为国际学术传播研究内容的丰富多样、研究方法的科学量化以及积极推进各国协同发展等都是中国应该借鉴和重点开展的。

（二）国内学术传播文献研究综述

与国外此方面文献相比，国内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明显偏少，本研究在中国知网2005—2014年CSSCI来源期刊中搜索篇名含有“学术传播”的论文，总共显示8篇，因此不得不扩大搜索范围，在所有知网期刊中展开搜索，又获得24篇学术论文，本研究将对这32篇论文在三个方面进行文献综述。

1.传统学术传播研究：关注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

学术传播作为一种行为必然有其实施行动的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一群人，对于传播主体的研究无疑都是国内外学术传播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国外曾对图书馆管理员有过系统研究，国内学者则多对学术编辑的学术传播能力^[62]进行整体论证和规划。学术编辑的学术洞察力是从事科研活动的客观需要，更是从事编辑工作的迫切要求，学术编辑不仅要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发展了如指掌，其对分管的有关学科同样需要洞察敏锐、反应敏捷和认识到位；此外，学术编辑在敏锐洞察新成果、新进展的基础上，还要通过编辑工作自觉、有目的地引导和推动学术探索，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以及新学科和新领域的形成；按照工作分工，学术编辑的基本任务是审阅论文和编辑论著，因此必须与作者、专家以及机构等保持联系，以协调关系、沟通交流和解决问题，因而学术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由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对于学术编辑而言，除了一般素质要求外，还需要很强的科研能力，尤其是娴熟的学术驾驭能力，而所谓学术驾驭力，既是一般的科研力，也是一种特殊编辑能力。学术编辑的学术传播能力的研究属于单向传播，而任何一种传播活动都存在双向互动的可能，因此学术传播主体在读者与作者互动中也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有研究^[63]以学术期刊这一学术交流平台作为对象，认为学术传播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是学术传播的一个基本特征，读者与作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其互动水平则由读者、作者和编辑共同决定。研究主张作者要树立读者意识，提供具有创新性和可读性论文，以回应读者的互动要求；读者要提高互动意识和能力，参与学术争鸣，写作时规范引用行为；编辑则应树立读者本位观，提高刊物质量，采取技术措施，促进读者与作者的互动。由此看来这三类学术传播主体都对互动过程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比之前针对“学术编辑”的研究增加了考察维度，建立了一种环形的立体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除了对传播主体的群体性研究之外，还有学者^[64]针对余秋雨先生的学术传播进行了经验总结和分享，研究主要围绕余先生倡导学术传播的高效性、建议借助于散文传播学理和召唤学术传播的领军作用等方面进行了观念阐述，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对于传统学术传播渠道的考察，国内相较于国际学术传播研究略显单一和陈旧，主要关注传统学术期刊的发展问题。有学者^[65]认为教育部社科“名刊、名栏”工程的实施，使得学术期刊开始进入竞争状态，这种竞争给学术期刊界带来了新气象和新格局，打破了传统的千刊一面的传播景象，从名刊、名栏甚至到名篇，都成了学术期刊追求的新目标。通过对这种竞争态势中名刊、名栏的学术传播生态效果分析，研究发现这种举措从整体上提高了学术期刊的办刊质量和水平，加强了学术期刊的竞争力，同时也清醒地找出了优势和不足，为今后的学术期刊发展提供了现实依据和理论基础。同样是以“名刊、名栏”工程作为研究背景，比之前那篇论文晚了10年的一项研究^[66]以“地方高校社科学报”为例对特色化办刊与学术传播转化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在“名刊、名栏”工程带动下，很多高校社科学报走特色化办刊道路，推动了地方历史文化和区域经济研究发展，有助于特色学科建设和地方社科学术成果的传播与转化；但地方高校社科学报仍存在特色栏目稿件短缺、文章低水平重复、转载率和征引率不高以及传播效果不理想等问题。地方高校社科学报如欲坚持特色化办刊，加快地方社科学术成果的传播与转化，可考虑在四个方面进行改进：依托学校强势学科，加强动态策化；拓宽栏目学术视野，广邀名家，提携新秀；适当宣传、“炒作”特色栏目，打造学报品牌；“内容”与“渠道”并进，加快数字化出版转型。

2.学术传播借助其他媒介手段发展的研究：从发布学术内容的电视栏目到网络数字化的整体转型

近10年国内关于学术传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互联网和数字化发展对其产生的影响领域中，偶尔也有讨论学术传播如何利用大众传媒来拓展受众面和增强传播效果的。其中有一项研究^[67]在对电视栏目《百家讲坛》学术、文化传播的性质和价值评判等争论焦点上展开，在分析阐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大众化不等于娱乐化，把历史、文化娱乐化不是普及文化的好思路”和“老百姓需要这个讲坛，需要这些知识，需要这种学术，更需要这种享受”）之后，研究者摆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大众传媒可以成为学术传播的新途径，并且对《百家讲坛》这种进行学术传播的电视栏目的发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另外一位学者^[68]运用批判思维从讲坛类栏目中学术传播与电视间的价值冲突与调和入手，分析了学术传播与电视之间的价值差异，并提出了调和策略。研究主张学术要走向民间，转高雅为通俗，提高大众的文化素养需要学术与传媒之间的调整和磨合。一方面，讲坛类节目应该探索层递式发展模式，学术名家在传道授业时应由浅诉求于深，所讲内容和授课方式不能只停留在浅层领域；另一方面，媒体要充分探求和利用“后电视开发”所搭建的平台，无论是印刷品、影音制品还是互联网，都可充分借助他们以克服电视传播的局限性，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互联网诞生以及网络和数字化技术高速发展为学术传播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推动作用也是国内学者重点关注的，研究主要在“网络时代的学术传播整体转变”和“新技术对具体传播手段和渠道的影响”两个领域展开。首先，有关“网络时代的学术传播整体研究”，田阡^[69]以“人类学在线”这一学术网站作为个案，探究了基于Web 2.0的学术传播与互动问题，研究认为网络技术为人类学学科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信息组织结构、丰富的学术资源、新的传播载体和信息实时互动的平台，为该学科系统和专业发展制造了机会。研究个案是一个基于Web 2.0的学术网站，也是以用户为核心，实现可读、可写、可搜索和可交互的资源交流平台。“人类学在线”的学术传播与互动，不仅体现了学术网站可将传统交流体系下的各项功能进行整合的优势，也证明了网络载体可以为我国人类学研究资源起到传承开发和增值的作用，因此极具借鉴和推广价值。黄凯文^[70]分析了由网络环境下学术信息媒介演变引发的学术传播一系列变化：学者查找信息、创造知识和公布研究成果行为的变化、新的学术传播方式如开放获取的运用、学者之间合作如合作实验室的创立、基于互联网的“无形学院”范围的扩大和新的融合大学、研究图书馆和学术机构的学术出版联合体等。除了关注网络各种技术和传播特征对学术传播的影响之外，还有学者^[71]对大数据这一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元素如何改变学术传播做了一番探究，大数据既是可以重新整合利用的新资源，又是一项新技术、新工具。大数据技术在对传统科学研究带来新观念、新资源和新工具的同时，也对学术传播领域产生诸多影响。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不断开发和成熟，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学术研究和传播领域，学术传播的内在运作和外显特征都发生了变革，学术传播链条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和重构，进而引发了学术传播的整体变迁。研究将这一变迁具体分解在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和广泛应用于学术研究模式、学术研究队伍构成、学术传播媒介形态和学术传播生产链等层面进行逐一考察。学术传播变迁是互联网和新技术环境下的必然结果，如何应对新环境带来的变迁也是研究者们非常关注的话题，张攀^[72]认为新媒体改变了学者获得学术资源的传统手段，赋予了学术传播新的特点和意义，从而对学术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传播也由过去的学术机构处于主导地位，进入到“以学者为中心”的时代。新环境下学术传播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学术成果的品质，还与其表现形式和传播模式等密切相关，因此为了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学术传播变迁，学术机构必须快速适应、积极探索，从而帮助学者更容易地获取文献资源；并且鼓励学者通过新媒体优先发布新观点和新成果；同时，学术机构也应该有文化担当的责任意识，努力提供理论性强、有深度、有前瞻性和有吸引力的学术产品。

关于学术传播的传播渠道在新媒体和新技术环境中的变革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馆、学术期刊和学术出版三个方面。其中近5年的此类研究主要是针对图书馆学术传播发展，张盛强^[73]认为网络环境下，学术传播经历了从纸张印刷向数字网络的变革，媒介融合是主要技术特征之一，在学术传播中主要表现为技术融合、平台融合和机构融合。图书馆作为学术传播的重要机构，其技术环境、服务模式和机构属性必然因为面临媒介融合而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它必须在应对用户行为变化、系统环境升级和机构功能及角色调整等方面积极应对。然而，如何积极应对却没有在研究中具体论述，这一点在唐晓玲的研究中得到了关注。唐晓玲^[74]觉得在数字时代到来之际，大学图书馆需要重新审视学术传播的改变及因应之道，因此其论文由勾勒大学图书馆未来发展趋势开始，探讨了学术传播的定义与功能、学术传播的变迁与相关议题以及学术传播的新模式，最终建议大学图书馆在学术传播体系中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具体可操作途径：大力宣传开放学术的意义与做法、关注引文分析与学术评价的议题、落实机构典藏库的整合与推广、引进学科专家馆员的制度和培育大学图书馆员的新技能，这些都为中国图书馆学术传播发展提供了有益策略。还有学者的研究更为具体和细致，贾莉莉^[75]分析了传统学术传播系统的弊病，利用社会—技术互动网络（STIN）模型，建立了高校开放获取式学术传播系统结构，分析系统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并从政策支持、版权保护合法传播、保证长期有效传播和保证开放获取资源质量等方面剖析了该系统的运行机制。这一高效的学术传播系统促进了高校图书馆有效、快速、大范围地传播学术成果，对积极促进学术交流和高校学术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仔细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很多学者都是在借鉴国际先进的学术传播研究基础上发展出的本土化研究，刘翠青^[76]对同样面对现代网络、信息科技和学术传播冲击的美国大学图书馆的应对举措做了系统梳理，例如发展大学学术传播计划、充分支持研究历程和开创学术传播体系的新模式等，这些都为中国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除了图书馆，学术期刊在互联网技术和环境下的学术传播也是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之一。胡剑胜^[77]分析了网络环境下学术期刊的网络利用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议：在网络化高度发展的大环境下，学术期刊要顺应形势，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快学术传播速度和扩大期刊载量；由于学术期刊的主流仍是纸质载体，受我国国情影响这种情况依然会长期存在，因此利用网络与传统技术必须紧密结合。而陈少华^[78]则将这类研究具体到了科技学术期刊领域，他认为互联网改变了学术传播及其模式，也改变了科技期刊形态和出版传播平台。科技期刊由过去单纯的媒介演变为学术信息社区和学术共同体，只有加强科技期刊的数字化发展规划、建立覆盖科技期刊出版全过程的数字平台、形成若干主要数字期刊群落和建立好数字化科技期刊产业链及评价制度，才可能使科技期刊出版适应网络时代学术传播发展的要求，从而促进科技期刊的发展。学术出版是学术传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冲击，伴随着学术传播方式的变化，大学出版社和图书馆一样在学术传播中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改变，并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巢乃鹏和黄娴^[79]对国外网络出版学术传播模式的梳理及介绍和以中国CNKI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传播模式研究在理论价值层面有所突破，而宁晓青^[80]对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对策性分析和建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他认为大学出版社应充分利用网络优势，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以网络为平台，提高自身的学术影响力；注意加强与数字图书馆的协调与合作，通过设计一个对彼此都有利的合作基础共同促进学术的传播与发展。

3.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传播历史研究：中国古代学术传播中的人际传播策略可为今日鉴

与国际学术传播研究有很大差异的是，国内学者对中国学术传播的历史研究情有独钟。金生杨^[81]研究了宋代巴蜀对邵雍学术传播的贡献，从历史学的视角讲述了邵雍为宋代象数说《周易》之大宗，其学通过友朋、弟子、子孙、术士等途径广泛传播，而友朋、子孙、术士传其学多在巴蜀。因此宋代巴蜀对邵雍学术传播的贡献极大，其中蜀人张行成得司马光、牛师德和牛思纯之传，又得邵雍十四图及王提《皇极经世》之学，影响最大。此外，邵雍子孙长期留居巴蜀，使邵氏学术在巴蜀乃至全国各地广泛传播。王晓龙^[82]则以宋代理学传播为中心进行了中国古代学术传播的途径探析，分别对宋代理学在民间和官方进行的多种形式学术传播进行了细致分析。王春阳分别对颜元^[83]和李塨^[84]的学术思想进行了历史研究，颜李学术具有强烈的现实需求，但在清初却面临诸多困难。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虽然他在学术传播上建树不多，但通过纵观其一生的学术活动可以发现，他对学术传播的理解在不同时期亦有不同的认识，整个学术生涯中其学术传播思想亦有较为明显的嬗变：从内向的自我传播到外向的人际传播；李塨继承颜元学术后，极力承担起了弘扬和传播颜元学术的重任，为了实现学术传播的目标，志欲行道的李塨十分注重学术传播方法和技巧，通过大量人际交往构建传播网络，并运用传播技巧扩大传播空间和社会影响。此外，还有学者^[85]根据朱熹在浙江的为官和交游经历，阐述了其学术思想在浙江的传播情况，从历史角度论证了朱熹门人及后学通过不断努力终于使朱子学在浙江出现了繁荣局面，并为南宋浙江学术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南宋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4.小　　结

为了和国外综述相匹配，本研究对国内文献的考察也是对篇名中含有“学术传播”论文进行梳理和综述，结果发现数量很少，并且大部分发表在非核心期刊上。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学者不做学术传播研究，他们只是不以“学术传播”为题来进行论文撰写和发表，搜索知网中研究“图书馆出版”、“学术期刊”和“开放获取”等内容的文章数量还是很庞大的，这足以证明我国学术传播成果较为丰富。但这一国内外差异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许可以反映出中国学术传播研究人员的整体学科意识没有国外高，学术传播作为一个概念被整体研究并没有被国内学者重视。另外，研究方法一直是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薄弱之处，学术传播研究也不例外，因此向国外学术传播研究学习量化研究方法可以帮助中国学术传播提高科学研究能力，并且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