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国正处于各领域蓬勃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实力增长迅猛。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GDP指数30年来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是历史上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实体。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居美国之后），有学者^[1]认为，2020年到2030年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然而，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体现，“软实力”作为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具有建构国家形象和提升国家国际影响力的积极作用。

“软实力”是20世纪末由约瑟夫·奈在其著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中最先提出的。根据奈的定义，“软实力”是一种可使一国不依靠强迫和惩罚便获得其所需的能力。^[2]“软实力”正式为中国官方话语所接受是在2006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学者认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核心语汇，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做出了新的战略部署”^[3]。仔细解读官方话语，“软实力”这一概念从西方引入后特指“文化软实力”，已将奈阐释的“软实力”另外两个来源“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规避了。因此，孙英春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对软实力“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是形成了‘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主张把文化作为整个软实力体系的源流和根基”。^[4]

“文化”一词在西方古代的思想典籍中源于拉丁文的“cultura”，指的是对土地的耕种和培育，英国的特瑞·伊格尔顿^[5]在《文化的观念》中也写到：“‘Coulter’与‘culture’是同源词，意为犁锋”，因此西方“文化”概念的原始含义是指土地的开垦、耕作和拜神等活动。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6]在著名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作为中心概念，更进一步进行了系统阐释，并对“文化”进行了重新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从这个定义来看，泰勒将文化解释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规范、行为习惯和观念精神，泰勒的这个文化定义经典流传，在中西学术界一直有非常广泛的影响。然而，学术研究是不会止步不前的，随着各个领域的学术发展，人们开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文化重新进行定义。美国文化学创始人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收集了从1871年到1951年西方学术界各个学科中有关“文化”的160多个定义，并且对它们进行了系统梳理、整合和分类，在1952年完成了一部题为《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性回顾》的著作。在整体研究了之前所有定义的基础上，他们给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由各种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构成的，这些行为模式是通过符号习得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人类群体的独特成就，其中包括体现在人工制品方面的成就。文化的本质内核是由传统的（即历史衍生的和选择的）观点，尤其是其所附带的价值观构成的。文化体系从一方面来讲，可被视为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因素。”^[7]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文化”这一概念从内涵到外延不断被人们从各个角度或维度阐释着，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尽管学者们对文化概念诠释的切入角度有所不同，但根据范围大致可以把文化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化包含着人类精神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切包含人类精神的物质、规范和精神都属于文化范畴；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包含人的知识、艺术、宗教、制度、观念、风俗习惯、道德以及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等人类精神层面的成果；第三个层面的文化特指体现一定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意识形态。^[8]

基于以上“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将文化作为整个中国国家软实力体系的源流和根基，提高其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正是近年来国家积极提倡和推进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重要内容，汉语对外传播、广播影视全球传播、文化艺术国际传播和中国学术对外传播等都是此软实力战略实施的重要渠道，也是构建良好中国国家形象的有效手段和坚实保障。目前，汉语、广播影视和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全球传播已经在孔子学院、中国电影、电视剧海外推广以及很多形式多样的文化艺术国际交流活动的推动下取得了良好成效，而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仍是亟待提高的重要阵地。从上述文化概念的第二个层面来看，思想和学术是文化成果的最高形态，它的传播和被接受程度直接影响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际效果，而承载着中国文化集大成思想和学术成果的正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www.daowen.com)

如果说语言传播是基础，文化艺术交流是桥梁，大众传媒是手段的话，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国际传播就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核心内容，也是体现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指标，是世界主要国家向外部传播自己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经验。任何一个国家只有语言、文化、传媒和价值理念得到全球化的高效传播，才能在世界舞台上获得全球的话语支配权。因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提升国家软实力国际影响力的进程中应当承担起重要使命：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发展与辉煌成就，增强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为此，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走向世界，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战略设计和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经之路，也是进一步做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所在。^[9]

2011年1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意见》^[10]，明确提出了实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根据两办意见精神，教育部和财政部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2011—2020年）》，其中明确指出：“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加强统筹规划，创新思路办法，拓宽交流途径，健全合作机制，有选择、有步骤、有层次地推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由此可见，“繁荣计划”把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对外传播作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和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的主要任务，为此教育部又出台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计划》，全面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工作。这些正是研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对外传播现状和发展策略的问题缘起、现实背景和价值及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