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不仅需要做好在乡村社会传播自身意识形态的理论准备与队伍建设，还需要不断探索符合边区乡村社会实际的意识形态传播与实践方式。然而要让封建意识浓厚的边区乡村社会民众认同中共的政权合法性，即对中共制定的边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政策方针的支持，对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理念的认同，并非易事。因此，中共通过在边区乡村社会开展普遍性的社会教育来提升农民的思想文化素养，提高农民的民族革命与阶级革命意识，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进而使得边区农民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并对中共的意识形态产生共鸣，从而增强对中共政权的认同。

边区成立后，中共为改善民众落后的文化教育以及经济状况，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教育运动。基本处于文化“荒漠”的边区乡村社会，成为中共开展边区建设、制定各种政策的绊脚石。由于边区村落分散，再加上繁重的农业劳动，因此更是难以抽出时间集中接受教育，能够脱离生产专门接受学校教育的成员更是罕见。对此，中共以及边区政府采取利于农民阶级利益的土地政策、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使得边区农民在经济、政治上“翻身”，从而为农民自身自主接受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不少农民逐渐主动要求学习文化科学知识。1938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社会教育工作纲要》中将社会教育定义为“不妨碍生产的教育形式”^[93]。

中共在边区乡村开展的社会教育是以乡村民众为对象，社会教育内容主要为文字、生活、政治军事教育，旨在提高民众文化素质、革除社会陋习、宣传中共革命理想与方针政策、激发民众革命热情，最终使得民众对中共边区政权产生认同。其实社会教育究其本质是中共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通过识字运动提高民众文化教育水平，降低文盲比例，从而为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通过移风易俗改造边区的“二流子”群体、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改善婚丧文化陋俗、破除乡村封建迷信。中共在组织识字运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又会通过各种秧歌舞蹈、冬学运动等群众娱乐文化组织的方式对乡村民众进行政治军事教育，动员民众参加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贯穿边区乡村社会教育的主线便是中共向农民灌输党的意识形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1940年8月，中共中央就边区民众教育问题发出指示信，要求社会教育的内容要与民众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注重增强边区民众劳动技能，树立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冬学作为中共向边区乡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的重要途径，是集中民众学习的常见方式。1944年年底，中共提出冬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并且需要在对民众需求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最后引导到思想教育的高度。边区社会教育遵循“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的原则，紧密结合群众实际开展教育活动。

关于边区社会教育的组织力量，边区教育处作为边区社会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主要负责制定边区教育方针政策。区级、县级、村级社会教育领导机构分别为行署教育厅、教育科、教育委员会（冬学委员会）。参与委员会的乡村群众团体都有被选举权，且各地还可聘请乡绅为顾问。关于冬学的办学情况。在1944年实行“民办公助”政策之前，边区乡村的冬学运动存在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实际需求的现象。1942年，边区教育厅对这种官僚主义式的动员方式进行了批评，并对一些乡村干部庇护自家子弟逃避冬学的行为进行惩戒。此外，教育厅提出要通过劝导说服的温和方式动员乡村民众参加冬学。此后，边区乡村社会教育逐渐开始改变原先强迫命令的动员方式。尤其是在“民办公助”政策施行后，乡级社会教育组织注重通过模范学员的示范作用带动乡村民众参与社会教育。中共通过党员干部以及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开展动员工作。边区不少党员干部率先将自己的亲属子女送入冬学，起到模范作用。此外，中共还注重调动自卫军、农会等民众团体的模范作用，使其发挥示范作用。群众性社会教育统一战线的联合，大大地推动了边区乡村社会教育的广泛发展。

边区乡村社会教育组织还有其专门的管理制度。一方面是计划报告制度。边区教育厅要求各县乡的社会教育组织需要根据边区教育方针制订符合当地实际的社会教育计划。各地的教育计划还须经县级政府委员会通过。另一方面是检查巡视制度。边区各级教育行政机构建立后，便逐步建立起检查巡视制度，其主要通过设立社会教育指导团，对各地的社会教育工作状况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检查各地社会教育工作计划的执行状况，解决各地社会教育活动中遇到的困难。

边区乡村社会教育除了冬学组织外，小型识字组、夜校、半夜校以及俱乐部等都是普遍的教育方式，在不耽误农民生产生活的前提下，通过演讲、游戏、体育比赛等形式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但不论是何种社教形式，皆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具体反映在教材上，便是不同地区的组织机构结合自身实际编写教材，围绕革命与生产，满足民众需求。如前所述，教材编写是中共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共教育理念的直接体现。抗战时期，边区规定课程以抗战为中心，1937年前的教材全部废止。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后，边区开始围绕抗战与生产为中心编写教材，并在此基础上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延安时期，乡村社会教育的教材主要是《看图识字》《儿童读本》等。1938年后，边区教育厅又编写《新千字文》《政治课本》等适合乡村成年农民的扫盲教材。其中《新千字文》是以中共新民主主义抗战救国理论为基础、结合边区实际进行的编写，旨在让乡村民众“看报、记账、写信不成问题”。1940年，边区教育厅又编写了《边区民众读本》，主要包括抗战、百姓实用常识、日常用字三部分。其教材文字排列上，将同类生字排在一起，“生韵和谐，词句简练”，深受群众欢迎。整风运动之后，边区教育厅又先后编写《农村应用文》《庄稼杂字》等符合乡村民众实际需求的教材。与此同时，边区乡村的社会教育组织还根据当地实际，与当地民众联合编写教材。乡村群众根据自己参与生产与革命动员的实践经验，编写出的教材生动形象，深受欢迎。如靖边地区的社会教育组织给揽羊娃编写了通俗的教材文字：“羊肉可吃，羊皮可穿，羊毛可捻线。”给运盐队编写识字歌：“拖延回来赚了钱，全家老少有吃穿。”总而言之，这些教材既宣传了中共的各项政策，也满足了群众的受教育需求。抗战时期，边区基本的社会教材共有十几种，印发数量多达两万五千册。^[94]

体现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文化、政治、科技、卫生多方面的结合，其中核心内容也是围绕革命与扫盲展开。关于革命教育，主要是向民众宣传中共对中国国情、阶级关系状况、国内主要矛盾与任务的主张与观点。关于文化教育，主要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开展多样识字运动使得乡村民众达到“能用汉字看标语、口号”的目的。关于科技卫生教育，边区社会教育组织主要通过各种戏剧、秧歌等民间文艺活动形式，宣传农业科技、防空、医疗救护、卫生常识等生活常识。边区各地乡村社会教育组织其实更侧重于革命政治教育。但由于在乡村社会教育的初始阶段，中共还缺乏实践经验，导致乡村的社会教育组织机构更像是军事政治学校，偏重教条主义。有鉴于此，中共及时调整措施，要求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的平衡发展，即政治教育要与边区民众需求结合，杜绝在文化教育过程中各种生搬硬套的政治口号，不必张口闭口“汉奸”，这只会使民众丧失学习兴趣。最为重要的是将教育方式通俗化，根据民众的政治、文化情况“对症下药”。^[95]

体现在教育方法上，就是时政与农民生产生活相结合的灵活教育方法。中共主张乡村社会教育组织在教学过程中要从民众日常出发，杜绝空谈理论。在此背景下，各地乡村社会教育组织在紧贴群众需求的基础上，展开革命、生产动员。乡村民众不愿意学习“杂字”，社会教育组织便及时调整教学方法，通过“民教民”等学员互助的方式，先教授其记账算数再逐渐过渡到写便条，激发其识字热情。这种以群众为主体的自我教育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边区乡村社会教育组织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不论是一对一的“挨户教育”，还是轮流排队的“轮换教育”，都是社会教育执行中共群众路线政策的体现。正是因为群众成为教育与受教育的双重主体，从而带动了民众的学习积极性。识字组的学员在接受教育之后，自发向家人亲属进行识字教育，从而掀起乡村群众的识字高潮。此外，社教组织也会根据年龄层划分学员，以避免男女老少在接受教育时参差不齐的理解程度带来的低效。

边区乡村社会教育组织师资力量的配备直接影响着社会教育的发展状况。中共对教育师资的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都有严格要求。1937年，边区在关于冬学的组织条例中规定教员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还要能读懂党的文件与报刊。1940年，曲子县政府明确指出教员要与中共的政治立场相一致。这反映了中共对社会教育教员政治立场的严格要求。^[96]

边区成立初期，虽然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乡村社会教育，但由于知识分子的缺乏制约着乡村社会教育的发展速度，中共便运用边区教育统一战线，解决师资问题。第一，号召政府党团机构、民众组织的领导干部充当教员。1938年，边区教育部明确要求各类社教组织教员由党政机构以及群众团体的负责人担任。在此背景下，很多领导干部在乡村社教运动中发挥了模范作用，例如华池乡村民众团体中由积极分子张振带头识字，并领导了所在乡村的识字运动。第二，选拔边区学生担任教员。边区成立后，成立了中学以及师范院校。1938年，边区教育厅便从中选拔了数十人分派各乡村开展冬学教育。但由于整体上边区的中等学校数量并不多，因此这并非主要选拔渠道。第三，号召当地有文化教育背景者补充师资力量。1938年，边区在关于国防教育的政策中指出，夜校等群众社教组织的教员可由当地小学教员、知识分子担任。在此背景下，边区乡村中有威望的传统士绅或者小学教员承担起乡村社会教员的职责。

延安时期，边区本就物资短缺，教员基本都是义务性质。但中共还是尽量改善教员生活。边区政府规定公派到各地的教员，由群众负担。1940年，边区颁布的《边区教育现状与今后工作方针》中明确指出，缺乏劳动力的教员家庭可免除兵役，并由政府以及民众帮助其代耕；义务参加群众团体会议、选举；表现良好的教员还可被提拔为教育行政干部。

中共意识形态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得以在乡村社会传播，农民成为教育与受教育的双重主体则是中共意识得以扎根边区乡村的关键。延安时期，边区社会教育的对象是长期没有受教育权利的群众。边区政府要求国防教育要以受到群众理解和拥护为前提。1944年，边区政府又实行了民办公助的社会教育政策，旨在调动民众的参与积极性，让民众成为开展社会教育工作的主体。^[97]

中共在边区乡村开展的社会教育成效显著，在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同时，还向乡村民众灌输了中共意识形态，实现对民众的动员，进而实现民众对中共的认同。社会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将中共意识形态社会化的过程。乡村民众通过接受社会教育初步具备了政治思想意识，乡村社会也初步开始形成现代政治文化。中共意识形态的社会化使得乡村社会成员开始萌发自己的政治立场与政治信仰。延安时期，中共对边区乡村社会进行了政治、经济结构的变革，还通过乡村社会教育运动传播中共意识形态，且中共意识形态的传播还渗透在政治、经济活动中，从而使得边区乡村社会成员在无形中形成他们的政治思想体系与道德观念，进而增强民众的民族意识与民主意识，实现对中共意识形态的认同。边区乡村的各类群众性社会组织都设有政治军事课程，而且还有专门的马克思主义、中共政策方针的教育、国际国内时局的介绍等，以此增强乡村民众形成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认知。在此基础上，社会教育组织还通过这些政治事件的具体分析，培育乡村民众的政治情感，即培养民众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信任与认同。可以说，乡村社会教育是中共意识形态为乡村民众接受、理解的主要渠道。参与过社会教育的乡村社会成员逐步开始接受中共意识形态，旧有的小农思想意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为边区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奠定了基础，进而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革奠定了基础。

【注释】

[1]李占才、张黎：《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0页。

[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3]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4]《新中华报》，1943年第2卷，第16期。

[5]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二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页。

[6]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1992年，第223页。

[7]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1992年，第280页。

[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一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9]《土地工作通讯》，1947年第3期。

[1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4—463页。

[11]《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2月10日。

[1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13]任弼时：《任弼时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页。

[14]《介绍陕甘宁边区组织集体劳动的经验》，《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1日。

[1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6页。

[16]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1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三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501页。

[1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四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

[1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三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20]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十四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21]《边区建设厅关于农户计划的研究》，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馆藏号：6－665。

[22]《华池农户计划是怎样做的》，《解放日报》，1942年2月28日。

[23]《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第1版。

[2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2页。

[2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645页。

[26]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

[2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97页。

[28]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29]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3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48页。

[31]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32]赵棣生：《边区财政经济的新面貌》，《解放日报》，1945年1月4日。

[3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5—717页。

[3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 互助合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35]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2页。

[3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7页。

[3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 商业贸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页。

[3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 商业贸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39]平野：《西华池繁荣了》，《解放日报》，1943年4月27日。

[4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 互助合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3页。

[4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 互助合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4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www.daowen.com)

[4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6页。

[4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68页

[45]柳可夫：《庆阳市民办运输合作社》，《解放日报》，1943年8月31日。

[4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 互助合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47]杨可喜：《定边运输合作的发展》，《解放日报》，1944年4月30日。

[4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 总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49]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 总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50]《延安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金融志》，2000年，第83页。

[5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 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5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九编 人民生活），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

[5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 金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54]《谷糜青贷十万元，安塞开始发放无息贷给移难民》，《解放日报》，1942年8月15日。

[55]《边区陇东分行呈请总行环县曲子农贷免息发放，鄜县农民希望增加贷款》，《解放日报》，1942年8月25日。

[5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 金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页。

[57]《各县农贷陆续发放，农民多将游资投入生产，配合政府贷款购买耕牛》，《解放日报》，1942年2月1日。

[58]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 金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5—433页。

[59]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60]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96页。

[6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54页。

[6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 商业贸易），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9页。

[6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64]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65]《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85页。

[66]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181页。

[6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

[68]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页。

[6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1页。

[70]《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编辑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北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第119页。

[71]列宁：《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72]马玉卿、张万禄：《毛泽东革命道路》（第二卷），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73]《陕甘宁边区的普选运动》，《解放日报》，1945年12月29日。

[74]谢觉哉：《今年的选举运动》，《新中华报》，1937年5月26日，第2版。

[75]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解放》周刊，第68期。

[76]〔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中国人征服世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77]杨延虎：《陕甘宁边区乡村民主政权建设的历史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78]宋金寿、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9—244页。

[79]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674页。

[80]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75—276页。

[81]《陕甘宁边区历届参议会概述》，《解放日报》，1946年4月3日。

[82]《清涧解家沟前任区长包庇贪污被人民罢免》，《解放日报》，1945年10月23日。

[8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

[8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页。

[8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页。

[8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8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8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89]《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9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3页。

[91]吴介民：《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49年版，第11页。

[9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十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6页。

[93]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

[9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374页。

[95]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96]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二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

[97]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方针政策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