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注重发展农村手工业、商业以及运输业。

1.农村手工业

边区的农村手工业主要为个体生产与合作社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边区的手工业合作社属于合作社经济性质，即由民众集股投资而形成的集体经济。1939年，边区成立了10 个手工业合作社，筹集股金10000 多元。1945年，边区手工业合作社已经多达591 个，占合作社总数的67%，月均生产值达32 亿边币。^[34]边区手工业主要以纺织业为主。1941年，边区共有21 家纺织社，其数量占手工业合作社总数的80%。^[35]在此背景下，边区农村的个体手工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其所涉领域包括毡坊、皮坊、油坊、磨坊等数十个领域。边区乡村个体手工业以作坊、家庭副业经营为主。其中作坊手工业者须脱离农业生产，作坊也基本分布在乡或县中。家庭副业的经营主体是农民，农民基本是在农闲时节进行手工业生产。1943年，边区14 个县的作坊数量较之1942年增加了2.8 倍；作坊从业者增长了3.1 倍。1944年，三边、陇东、绥德三个分区的作坊数量分别增加到506、599、302 家。且边区的家庭纺织业以妇女为主体。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第553页。

边区乡村手工业在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还促进着边区经济的发展。1943年，边区农村个体以及合作社织布125334 匹，占边区布匹生产总量的63.4%。^[36]此外，边区的农具生产也基本都是来自手工业生产。因此，手工业的发展是边区农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2.边区乡村社会的商业

边区成立后，制定了相关的商业政策，旨在便利农民、“抵制商业资本的过分剥削”。在此背景下，乡村的商业逐渐繁荣，其商业形式以农村消费合作社为主。1937年，边区消费合作社共有142 个，社员有5 万余人，销货数额26 万元。^[37]1938年，边区政府为集中对合作社的领导，便取消了乡级合作社，加强了县区级的合作社。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七编 互助合作），第140页。

边区消费合作社是乡村商业贸易的重要形式，其在提供民众日常所需、调剂生产资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合作社不仅每年向农民提供生产工具，还帮助工厂回收羊毛等农副产品。1937年至1939年，边区消费合作社经营价值9600 多万元的日用品，帮助民众购买30000页铧、1600 余头牛、1400 多斤棉花；回购群众5000 张羊皮、8000 斤羊毛。^[38]此外，消费合作社还有专门的担货郎下乡送货以及收购土产，价格比市场价格优惠，且收购民众土产的价格比市场价格高，因此很受边区群众的欢迎。

此外，乡村集市也是发展农村商业的重要渠道。边区成立之初，仅在县区有零星的集市。1942年之后，边区经济开始复苏，乡村集市也随之陆续建立。这一时期，边区的集市开始向乡村地区发展。不仅平日会有商店营业，赶集日也会有周边农民聚集至此出售手工业产品并购置自身所需要的日用品。乡村集市周期一般是三至五天，其分布范围也较为广泛。安塞、延安、绥德等地商贩皆会在专门的赶集日流动，聚集交易。陇东分区则是以三、六、九日为赶集日，“商店的伙计们忙得连烟都顾不上抽”。^[39]与此同时，传统意义上的骡马交流会也是农村商业的重要形式。一年一度的骡马大会上，有马市、牛市、驼市，还有毡帽、布匹等日用品，还有谷米等农作物。

3.边区乡村社会的运输业

运输业也是边区乡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之前，边区乡村的运输业主体是个体脚户，其主要形式有：专门从事运输的长脚、以运输为副业的短脚、季节性运盐的农户脚，以及经营进出口的边区外长脚。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边区的运盐问题突出。1941年，边区在区乡级设立运输大队。1942年，边区提出相应的运输政策，指出边区运输业应当着重于食盐、粮食以及工业原料，与此同时，应当将外来脚户作为发展边区运输业的重要力量。^[40]此后，边区乡村运输业逐渐剥离原先的松散形态，开始朝着有组织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乡村运输业的主要组织形式为合作社、群众运输队。其中合作社运输队基本是由群众自愿组织而成，其成员须入社股，股金不超过50 元，物资基本是牲口、粮草、鞍架等。1942年，乡村运输合作社起步，短短一年时间，共有233 个运输合作社建成。^[41]1945年7月，边区的运输合作社增加到317 个。群众运输队则属于较为松散自由的组织，其形式主要为传统的朋帮、捎牲口等。但随着边区运输合作组织性的增强，农村群众运输也逐渐具有一定的组织性。^[42]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 工业交通），第686页。

边区乡村运输业极大推进了边区乡村经济的发展。以盐业运输为典型，1938年，边区运输组织运盐70000 驮，1943年增加到38 万驮。^[43]作为重要对外贸易产品的盐，若是没有乡村运输队伍，对外贸易渠道就无法畅通。乡村运输业不仅在粮食、货物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同时还带来了边区经济效益。1943年，延安南区合作社运输队的年纯利润折合小米1215.76 石；^[44]庆阳民办运输合作社半年运盐八个来回，获利85 万余元。^[45]很多农民因为参与到运输业中而改善了自身经济条件，实现了从贫农向富农、中农身份的转换。陕北农民刘永祥本是以赶脚维持生计的贫农，后因从事延安南区运输合作社的食盐运输，逐渐成为富农。1943年，刘永祥不仅在运输合作社拥有200 万股金，还在土改中获得170 垧土地以及数十只牲畜。^[46]定边县的三个区乡中，80%的农民都参与到了运盐事业中，其中20%的农民成为运盐专业户，因为在他们看来“口袋好像捣金铺，鞭子就是摇钱树”^[47]。

4.农村金融

农业在边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实现边区经济自给的重要支撑。因此，边区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确保农业生产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首要地位，其重要前提就是解决农民生产过程中的困难，对此，《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指出，要解决贫农生产资料上的困难。^[48]边区首届参议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进一步指出在农业方面，不仅要组织互助合作社，还要发放农业贷款，以尽可能解决农民生产困难，进而起到活跃农村金融的效果。^[49]可以说，乡村金融主要体现为农业贷款的发放。为了使农贷发放具有规范性，边区先后颁布了《农业贷款暂行章程》《陕甘宁边区奖励植棉贷款条例》《陕甘宁边区农业贷款章程》等一系列政策。此外，农贷工作者还将农贷政策以及注意事项编写成通俗易懂的歌曲——《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以此向乡村民众宣传、推广农贷基本常识。1941年，边区发放农贷20 余万元；1945年，边区农贷发放额度已经增加到近6 亿元。边区农贷种类繁多，且以农业贷款为主，副业贷款为辅。其中，农业类的贷款项目主要是农具、耕牛、种子等；副业类的贷款项目主要是纺织、养蚕等。1942年，边区的农业类贷款占贷款总额的91.1%，农村副业类贷款占8.9%。农贷发放对象主要是贫民以及移难民群体。其中贫农是最主要的贷款主体，边区农贷基本实行贫农优先的政策。1942年，边区子长、延长以及安塞地区的贷款对象中，贫雇农、中农、富农所占比例分别为98%、1.8%、0.2%。^[50](www.daowen.com)

此外，边区对移难民也有农贷政策的倾斜。《陕甘宁边区优待移难民垦荒条例》规定生产困难的移难民都可优先得到农贷，且乡政府有义务帮助其周转资金。1941年11月，边区银行率先在延安、志丹等地开设农贷业务，其首类贷款项目便是移难民贷款。1943年，边区还成立了移难民农贷委员会等组织，负责办理、发放移难民农贷。农贷项目不仅包括常规的农副业贷款，还有专门的安置费、迁移费。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移民实施办法》明确规定了移民开垦区的移民可跟政府申请贷款。此后，关中、绥德分区以及延属地区相继为移民发放贷款解决其安置问题。1943年，边区政府为移难民发放贷款2500 万元，占放贷总额的20%。1945年年底，边区政府颁布的《1946年移民计划及实施办法》中明确规定向移民发放4000 万元边币的贷款。接受农贷的移难民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中的重要劳动力：1938年至1942年期间，移难民垦荒2000 亩，占边区扩大耕地总面积的83%；1943年全年，移难民完成细粮生产4.8 万斤，占边区细粮增产任务的60%。^[51]

边区农贷发放还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农贷与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结合。由于边区农贷发放数额有限，再加上边区村落分散。为了充分利用边区的农贷资源，各乡级农贷委员会积极动员农户参与生产互助合作社，集中一体借款生产，也就是实现农贷与生产互助合作组织的结合。1938年，边区政府鼓励贫民参加互助社。1943年，毛泽东发表《论合作社》的讲话，并号召边区人民“组织起来”，鼓励新民主主义性质互助组、合作社的发展，并向这些已经组织起来的互助合作组织集中发放农贷，解决生产困难。在此背景下，边区又将合作社的借款规则规范化。一方面，边区放款以村为单位，放款前须召开户长会议，根据贷款具体情况成立农贷小组，以乡长为介绍人，领取边区政府贷款。另一方面，发展状况良好的农村合作社则可直接领取边区贷款，但须接受当地政府的监督。^[52]边区政府还将是否是参加当地生产互助合作社的农民作为发放农贷的条件。边区政府颁布的关于奖励植棉、青苗贷款条例中，明确规定贷款农户“须参加当地农贷组织。”^[53]参加互助合作组织的农民，因为接受了农贷，其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提高。二是实行低利、无息的实物农贷政策，困难者可分期或延期归还。低利无息的实物借贷政策，是为了避免物价涨落引起农民损失。尤其在抗战时期，边区的农贷利息普遍偏低。

资料来源：《延安地区金融志》编纂委员会：《延安地区金融志》，第87页。

边区政府的无息贷款主要是针对生产生活困难的贫民、移难民以及手工业者。安塞地区的农贷部门于1942年8月，向开展夏耕的移难民免息发放实物借贷，即“借米一斗，还一斗”^[54]。由于自然灾害，陇东环县等地作物歉收，陇东分区于1942年发放免息农贷65 万元以帮助农民恢复生产。边区为了奖励手工业生产，也实行免息农贷政策。例如边区颁布的关于植棉贷款条例明确规定：“完全不收利息。”^[55]针对还贷困难的农户，边区允许其分期或者延期偿还贷款。边区的农贷政策中明确指出，若是因天灾等特殊情形，经政府允许，则可“分期或延期偿还农贷”^[56]。

关于边区的实物贷款政策，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战时环境货币涨落波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满足农民的需要。传统习惯下的农民一时间无法结束货币贷款，渴望实行实物贷款，毕竟这种方式可以使农民获得牛耕等生产资料，还可以使得农民直接将所获利的实物用于农业再生产。由于边区仍然是以农业为主，传统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因此农产品尚无条件实现发达的市场经济，农民也自然习惯于实物交换。再加上战时环境直接影响着物价，因此实物农贷政策成为稳定物价的重要举措。1941年，边区农贷委员会决定在部分农贷项目上实行实物贷款。其主要形式为：贷出生产资料、还回农产品，贷出与还回的属于同一实物，放款与还款皆根据实物数量折合为货币。三是农贷发放与农民集资相结合。由于边区政府贷款数额有限，因此只有大量吸收农民手中的闲散资金，才能使农贷政策有效解决农业生产问题。抗战时期，边区借贷吸收农民的闲散资金所占比例很大。1942年年初，边区银行农贷吸收农民游资80%。^[57]到了1943年，农民自筹资金比例又有增幅。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 金融），第138页。

边区农贷首先促进了边区农业经济发展。土改后，贫雇农依法获得土地，但由于生产资料的匮乏，成为当时阻碍农民生产的主要问题。当时延属地区有36%的农民没有耕牛，全凭人力耕种，这就使得农业生产效率低下。使用牛耕至少可多耕种30 垧土地。且边区移难民基本没有耕牛以及农具。生产资料的缺乏使得边区在1941年时还有2000万亩土地尚未开发。在此背景下，边区农贷政策的施行，不仅解决了乡村民众的生产困难，还提高了粮食产量。1942年，边区农贷筹集了2000 多头耕牛、近5000 件农具，供应给8000 多家农户，不仅帮助其解决了生产资料匮乏问题，还使农民增收30000 多石粮食。农民的生产热情也大大提高，吴旗镇的农民感慨：“ （政府）确实拿出东西给咱们解决困难。”其次，巩固了边区金融。1941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边区金融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生产。

如前所述，受到地域条件限制的边区，农业是其主导产业。也就是说发展金融的途径在于重点发展农业生产。只有保证农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才能在根本上解决由于战争等外在因素导致的货币贬值与物价的频繁波动。可以说，边区金融与乡村经济相结合的农贷政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低息农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农村受高利贷对农民的严重剥削。如群众所言，农贷发放之时，“高利贷探买便一时销声匿迹了”。总而言之，边区农贷在活跃了农村金融的同时，还使农民避免了受高利贷剥削，同时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58]

总体而言，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相应措施发展农村经济，逐渐实现了边区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

第一，在经营种类上，在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同时，注重经济作物的种植，农牧业共同发展。

边区经济作物主要以棉麻桑蓝为主，其中棉在经济作物中占主导地位，是农村重要的收入来源。据资料统计，1944年边区的棉花产值占当年边区粮食总产值的21.8%，且延属、绥德地区的棉花收入占当地总收入的一半。蚕桑业则主要集中在清涧、吴堡以及绥德等地区，且成为这些地区农村副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1942年至1943年间，蚕桑业得到迅速发展。此外，陇东、三边分区成为发展畜牧业的集中地，且这些地区的畜牧业成为当地农村经济的主要副业，农民依靠这些牛羊牲畜皮毛贸易交换日用粮食与物资消费品。1944年边区的皮毛出口价值达11 亿元。^[59]

第二，农村产业结构方面，形成农工商贸相结合的结构。

由于当时边区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无法与外界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因此，边区必须建立内部工商业贸易体系。边区工业开始了从无到有的转变。直至1944年，边区已经建立起自给自足的工业体系，其中公营工业所涉领域包括食盐、纺织、煤炭、印刷、机械等十几种行业，且主要供应于党政军机关。但边区农村产业中，则主要以工业、手工业合作社占主导地位。截至1945年年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共计591 个，占全部合作社数量的67%。^[60]此外，农村个体手工业也得到迅速发展，所涉领域包括家庭纺织、染坊、磨坊等行业。甚至在绥德等农村地区，手工业在本地农村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以绥德福乐村为例，全村皆从事纺织业，其中三分之二的布匹对外出售。^[61]

边区的工农业发展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强了乡村社会与市场间的联系，联系二者的桥梁便是消费合作社与集贸市场。边区消费合作社在调剂交换日用品、提供农作工具、收购农副产品等方面起到重要的纽带作用。抗战初期，边区已建立了一些集市贸易点，后随着边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些零星的集市贸易点逐渐演变为初具规模的集市贸易。一般以三至五天为一集，且各个地方都会错开集市日期。据文献记载，1938年至1940年的延安集市数量从90 家扩大到320 家。^[62]

总体而言，边区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呈现出多样化与合理化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