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成立后，农业经济逐渐呈现出现代化要素的聚集，其主要包括管理要素与技术要素的聚集。

在管理要素层面，体现为新式农户计划的制订。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受到封锁，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实现边区民众生产、生活的自给自足，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再加上当时边区乡村社会还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边区政府不仅通过土地改革政策逐渐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通过实行农业生产互助组织的形式转变封建性质的小农经营模式。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现代化的农业政策，以改造传统的小生产者的痼疾及其家庭伦理。其中农户生产计划便是中共改造传统小农经济的最初尝试。

边区乡村的农户计划经历了三个阶段：1942年之前属于尝试阶段。这一时期只在陇东部分农村出现了党政领导干部帮助农民制订农户生产计划的情况，也就是说农户计划只在个别农户进行试验，其影响并不大。1943—1944年属于全面推广阶段。1943年的春耕运动伊始，边区的安塞、盐池、靖边等县乡普遍开始制订农户计划。1944年，边区乡村参与制订农户计划的户数占边区总户数的30%。1945—1949年属于“注意集中”的阶段。边区政府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决定农户计划的开展要坚持民众自主自愿的原则，并要将农户计划的制定集中在“二流子”、劳动英雄以及乡村领导干部群体。没有必要使得家家户户都要全部制订农户生产计划，开展强行的农户计划运动。这是由于农户计划本身并没有明显促进农民的增收。1945年，边区乡村参与农户计划的户数占边区总户数的20%。^[21]

农户计划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农业增产。皖南事变后处于经济封锁的边区，农民所负担的公粮数骤升，与此同时，各乡村、各农户之间的负担仍没有实现完全的公平合理，甚至有农户因公粮负担过重而离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边区政府开始尝试通过帮助农户制订生产计划，以增加农民收入与粮食产量。在具体的制定过程中，需要根据各个农户的具体经济状况制订相应的计划，并按照这一计划敦促农户生产。华池县政府将农户计划表等相关资料分发给其所辖的各个乡村，然后各个乡村的领导干部再将农户计划表分发给各个农户。表格内容主要包括各个农户负责人的姓名与住址、劳动力人口、牲畜数量、计划生产数量等项目。表格有一式两份，一份放置于农户家中的皇历下，以作为农户生产日期；另一份备份于乡政府作为其检查与监督农户生产的凭据。^[22]农户计划的制订成为边区农业生产计划的基础，边区政府在制订农户计划的过程中，会对农户过去以及现在的经济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决定农户的发展计划。一般而言，农户计划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或是由家中男子作为代表全权制订农户计划，或是通过会议推选出具有影响力的进步农民向乡村群众推广其农户计划。1944年之后，边区则开始倡导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制订农户计划，发扬民主精神，实现传统家庭向新民主主义新式家庭的转变。

在制订农户计划的实践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也起到了模范作用，他们需要以身作则，率先制订生产计划，就自身家庭经济状况开诚布公。在此基础上，乡村基层干部还要帮助农民制订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计划，促进农民的生产与发展。与此同时，边区的劳模也成为动员农户生产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英雄的劳动效率与劳动产量成为乡村群众的效仿对象，相应的，农户生产的衡量标准也得以提高。劳动英雄表彰会、经验交流会的广泛开展，使得这些劳动英雄成为乡村群众中的佼佼者，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乡村社会中具有公信力的人物。乡村劳模带头开展的边区乡村劳动竞赛，激发着乡村群众的生产热情。1943年，边区退伍军人杨朝臣向劳动英雄吴满有提出劳动竞赛的挑战，并由边区建设厅做仲裁，检验双方完成农户生产计划的成效。吴满有则回应由双方所在乡村的全部群众来开展竞赛，争取“劳动英雄庄”的荣誉，此外还号召全边区的其他乡村群众也广泛开展劳动竞赛。在此影响下，边区乡村群众的生产目标便是朝着劳模的方向努力，边区农户生产计划制订工作也逐渐成为边区政府动员农民生产的重要方式。

如前所述，农户计划的制订推动着边区新式民主家庭的建立。这种新式家庭正是组成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细胞，是农民进步家庭的优秀典型。^[23]农户计划成为农业生产互助组织的基础。互助组织的变工与合作正是通过每一个具体的农户计划巩固起来的。1944年，边区政府提倡将农户计划运用与合理组织农户家中的剩余劳动力，将其组织成变工队、合作社等群众性质的劳动队伍。毛泽东认为，农户生产计划是人民群众走向富裕、走向解放的必由之路。^[24]

在技术要素方面，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发展农业科学技术。边区成立初期，农业科技极为落后，这使得边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受到局限。鉴于此，中共于1941年明确提出经济与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5]边区《施政纲领》对农业科技政策做出的初步规定便是“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改良耕种”^[26]。1941年的边区农业生产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改良农耕工具技术以及方法，由光华等边区农场对边区乡村传统农作方法进行调研，并将这些民间经验与科学技术方法结合，与农民共同开展农业生产试验工作，以最大限度地普及整个边区。^[27]

二是引进专门的农业科技人才。中共中央于1939年12月，颁布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此背景下，边区引进具有国内外高等学历的农业科技人才，此外还有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华裔专家。1942年，边区的农业技术人才共有46 名。^[28]与此同时，边区还开设了农业科研教育机构。延安自然科学院、边区农业学校等为边区培养了应用型农业科技人才。其中创办于1939年的边区农业学校旨在培养县区级的农业管理干部，以领导乡村经济建设工作。学校学制为两年，每届招生150 名。所授课程主要有农业科学、管理等专业知识。学员在学习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粮、畜牧水利等课程的同时，还参与农场试验，将培育谷物、蔬菜的技术向边区农民群众进行推广，以改变边区农业传统耕作方式导致的低产薄收状况。

三是设立农业科研机构。1939年光华农场成立，其下设农艺、畜牧等科研组。其中农艺组主要研究农作物品种的选育以及栽培工作；畜牧组主要研究奶牛奶羊的饲养、牲畜的选育等工作；园艺组主要对引进的蔬菜水果品种的栽培技术进行试验、研究以及推广。此外，光华农场在延安等地还开设有专门的生产基地。光华农场对农作物试验技术的推广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延安自然研究院在开展高等科技教育的同时，还负责边区农业科研任务。研究院成员长期对边区的森林、植被情况进行考察，其中对南泥湾的考察成为典型，受到边区政府的重视；关于谷虫防止，《谷虫过冬情况调查》成为有益的借鉴；关于经济作物的种植，研究院的棉花种植实验，有力地促进了边区棉花业的发展。

四是推广农业技术。边区政府主要通过文字宣传、讲座、展览等形式传播和推广农业技术。关于文字宣传，其主要形式是报刊。《新中华报》设有《经济建设》专栏，所涉领域主要为边区的农林牧业。《解放日报》副刊《科学园地》共出刊62期，其中关于农业技术的论述140 多篇。此外，还有大量关于农业技术的科普书籍出版，例如《怎样种棉花》《防霜如何和熏肥结合》《农学知识》等农业科技科普系列丛书，促使边区群众掌握农业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农产量。黑板报、标语布告等也是宣传农业知识的重要方式。其中米脂地区通过黑板报的形式向群众宣传防治羊瘟的药方，因此“搭救了100 多只羊的生命”^[29]。此外，展览会以及劳动英雄模范座谈会，成为普及广大乡村群众的重要传播平台。仅在抗战时期，边区就开展了数十次农业展览会，主要展示边区农业科技成果。边区劳模在农业生产方面，成为广大乡村群众学习农业技术的榜样。例如杨朝臣、孙万福等劳模，根据现有的农业生产技术，创造出新式的改良农作方式。

边区农业科技政策的推行，使得边区群众逐步认识到农业科技对具体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并对边区农业的发展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首先在农耕方法上，主要通过开荒以及改良耕作方式。其中开荒只适用于荒地区域；改良耕作方式则成为当时增加产量的有效途径，较之未经改良农耕的传统方式，其产量可翻倍。其主要改良方法为深耕、施肥以及锄草。深耕的程度是七寸至一尺，同时还须春秋翻地多耕以保证来年出苗、耕犁期间还须细耕以避免留下空土梁。边区乡村一改过去施肥的传统，逐渐开始通过施肥增强土地活力。淳耀、赤水以及绥德等地在实行土地施肥办法后，产量都比过去得到明显提高。当肥料无法满足农业生产时，还可通过积肥、造肥等方式使得农业生产有肥可施。边区组织了不少锄草组织，各乡村都逐渐认同了多锄草的方式。农民采用这些改良的农耕方式后，粮食产量得到明显提高。(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第732页。

从国内外进入的优良农作物品种在边区也得到了推广，边区引进的品种主要有狼尾谷、金黄后玉米、棉花、大豆、马铃薯、苜蓿。抗战时期，边区的农作物主要为粮食、经济作物。边区推广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狼尾谷、彭县洋芋、美国的白皮花生、西班牙的红皮花生。边区推广的蔬菜、粮食约有41 个品种。经济作物方面，除了糖料作物，蓝、黑麦，还包括对蚕桑业的改良。边区的延长、固临等黄河沿岸地区逐步恢复成为棉花种植区，且关中分区、陇东分区也成为新兴棉花种植区。1945年，关中分区、陇东分区的棉花种植面积为30 万亩，较之1939年，面积扩大了10 倍。1943年之后，随着养蚕方法的普遍推广，边区的养蚕户数、养蚕数量都得到明显增加。且养蚕业的分布范围也从抗战前陕北清涧、绥德四县扩展到米脂、葭县等七县。总体而言，边区经济作物得到了普遍的推广，且卓有成效。^[30]

边区政府还对传统农业种植中的病虫防治进行了研究。当时边区常见的病虫灾害有谷子病害、小麦虫害等。几十种植物病虫灾害使得边区1943年、1944年连续损失近20 万石粮食。对此，边区农业科技专业人员对边区植物虫灾状况进行详细调研，在此基础上研究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关于谷子病害的应对方法，边区科技工作者研究将十几种办法刊载到报刊上，再由各分区政府重新印刷并向各乡村做具体的宣传，开展具体的拾谷茬运动，边区的虫害现象得以改善，谷产量也大幅提高。关于小麦虫，主要是黄疸、黑疸病害。对此，科研人员认为小麦虫病的预防措施主要是在选种时选择抗病毒能力强的种子，且避免将种子种在潮湿的地方。如果麦苗已经患病，则要立马拔出并烧毁，以避免其他健康麦苗遭受感染。此外，科研人员经过试验发现，经黑矾水浸泡16 小时的种子，可防止小麦虫病的发生。总而言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受灾的概率从而提高了小麦的产量。

关于其他虫害的防治，主要是对金龟甲、蚜虫等植物害虫的防治。对于蚜虫，主要通过烟洗、水洗的方式来防治，其见效率超过90%。关于金龟甲，对边区棉花种植有极大的危害。研究人员推广棉花与老麻子交互种植的方式来防治这种危害。此外，还可通过生物防治技术来保护农作物。^[31]

边区成立后，还对传统农具进行改良。1943年，边区已经有八所农具修理厂。1944年，边区专门举行农具座谈会，研究具体的改良办法，并将木器农具制造分配给美坚木厂，铁器农具制造分配给农具厂。耕地、下种等各个农作环节的农具都得到改良，且这些改良农具有效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

续表：

资料来源：《解放日报》，1945年7月23日。

农村家畜也常年受到疫病的威胁，家畜的死亡自然会影响农业生产。因此，边区也注重对牲畜病害的防止。1943年起，边区农业科技工作者开始研发制造牛瘟血清疫苗，短短一年时间里，甘泉、延安等地的牛瘟得以防治，并免疫犍牛3000 多头。此外，边区还成立专门的畜牧兽医组，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即西兽医的诊断技术与中草药的施治结合的办法。再加上防疫常识的广泛传播，瘟疫得以遏制，从而促进边区畜牧业的发展。仅在1943年，边区的牲畜数量就增加到近40 万头。^[32]

边区成立后，对水利事业也颇为重视。边区水利的功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引水灌溉，一类是水土保持。其中饮水灌溉主要为流水灌溉以及井水灌溉。1939年，靖边地区率先成立水利建设局，对该地原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了修缮。此后，延安、子长等延属分区基本也进行了流水灌溉修复。截至1943年，边区水地面积达到13000 多亩，细粮较之1942年，增收10000 多石，基本可满足9000 人的年食用量。水土保持类的灌溉则主要是水漫地、修埝地。三边分区因为地处平地。因此则利用雨水天气，将山洪冲击而成的泥土修缮为水漫地。1943年，靖边地区已经修缮水漫地20000 亩，共收获细粮6000 石。而整个三边分区较之1942年，增收细粮7000 多石。折合下来，基本三边分区人均收获细粮数比1942年增加五升细粮。修埝地是指通过改良土壤增产。一般是将坡地改为平地或是梯田。埝地的粮食产量比普通土地产量高出一倍。关中分区是率先试验修埝地的地区。1939—1942年间，共修建埝地7000 多亩。截至1944年，赤水、新宁、淳耀等关中下属县区也开始陆续开始采用修埝地的方法，拓展出1000 多亩地，粮食增产效果明显。^[33]

总而言之，乡村农业现代化要素的集聚推动了农业科学化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