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化有别于精英文化，是源自民众智慧。中国传统社会中，乡村社会文化自然成为民间文化的代名词。

边区传统乡村民众的文化心理具有两重性。陕北文化本身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综合体，本就具有多元性。在此背景下的传统农民文化心理则呈现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与叛逆、革命的双重特质。叶汝贤认为，农民虽然属于社会中相对落后的群体，但是一旦被先进思想掌握，其自身便会通过抗争反抗封建剥削压迫，推动社会变革，成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36]。

边区成立后，由于知识精英的大量涌入，为边区带来现代思想、文化、技术、知识，从而推动了乡村社会文化的变革，农民逐步具备了民族、民主等现代价值理念，传统的农民文化心理逐步向现代转型。毋庸置疑，封建传统中的痼疾与惯性决定了乡村文化的变革过程无法一蹴而就。因此，边区政府也好，知识精英也罢，在推动乡村社会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对农民自身尚且存在的消极文化心理进行简单粗暴的排斥与否定，而是不断引导、提高乡村民众的现代文化思想意识。与此同时，农民文化心理两重性也决定了农民并非总是抗拒改变、因循守旧，他们对求生的渴望恰恰也验证了自身具有渴望新思想新文化的潜力。

这幅作品《冬学》描绘的是边区农民在冬季农闲时期积极主动参加念书、写字以及讨论的文化教育活动。图中的农民不分男女，或是围坐在碾台上读报，或是拿着树杈在墙上、地上写字画画，或是聚坐一起凝神讨论问题。这幅版画表达的不仅是农民们农闲时有质量的娱乐生活，还表达了在边区政府社会教育政策倡导下的农民是有能力有兴致参与到教育中的，他们不是自我封闭、排斥知识文化的，他们也会与时俱进读书看报写字，尝试借助报纸等现代媒介获取信息。

在这种背景下边区农民，自然会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也自然会对知识分子及艺术家作品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与想法。毕竟农民当时受教育水平低下，识字也不多，但对于绘画、歌曲、舞蹈、戏剧以及评书等文字之外的娱乐活动或者民间艺术都颇有兴趣。边区政府成立前的乡村社会囿于封闭落后的外在地理、经济条件而几乎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边区政府成立后的乡村社会受到外来知识分子与艺术家的熏陶，开始关注陌生却丰富的新文化艺术。

1942年5月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鼓励文学、艺术家多关注边区农民生活与需求，号召艺术家所塑造或创造的形象浅显易懂，让农民一目了然，在满足农民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起到教育民众，提高民众文化审美水平，以及宣传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念的作用。由此边区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文化活动与群众教育运动。边区的社会教育运动主要起到了移风易俗的作用，乡村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基本都纳入普及性的教育体系中。仅1945年，边区教育类的财政支出就占到总支出的四分之一。^[37]社会教育运动的开展促进了边区民众文化素养的提高，从而为乡村社会文化的变革奠定思想基础，民众的文化娱乐需求也日益丰富。边区的民众娱乐文化活动具有明显的社会教育功能。知识精英在践行文化大众化的过程中，不只是一味迎合民众文化需求，而是在满足民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引导民众提升文化素养、思想认识，以真正实现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之间的互动，推动乡村社会文化向现代转型。因此，知识精英一方面走进乡村民众，提取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深受农民认同的文化形式，另一方面引导乡村民众，融入妇女解放、婚姻自由、家庭民主、反帝反封建、劳动光荣等现代价值理念。换而言之，就是通过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抽象的现代价值理念，以实现文化与教育的双重启蒙，且这种启蒙不再是传统精英那种居高临下的“布道者”姿态，而是立足农民立场，与农民大众互动，寻求促进农民文化认同的方式，对其施加潜移默化的文化影响。

基于边区农民文化水平的局限性，静态的文字形式的文艺形式对乡村社会文化的影响极弱。因此，知识精英通过戏剧、说书等农民熟悉的动态娱乐形式介入乡村社会文化，嫁接起与农民互动的桥梁，并在此基础上渗入现代价值理念，推动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变革进程。

新秧歌剧可以说是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文化互动下的产物，实现了原始歌舞娱乐功能向社会生活载体的转变。新秧歌剧“新”在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去除封建愚昧、低俗鄙陋的元素。在人物塑造上，不再是帝王将相、鬼怪神灵，而是工农大众。因此在剧目内容与主题方面，也是相应地反映与工农大众息息相关的新生活、新风貌。仅抗战时期，边区关于农民生产主题的秧歌剧就占总体的38%。^[38]《夫妻识字》《儿媳纺线》等秧歌剧基本都是围绕开荒、识字、生产、拥军等主题，通过载歌载舞的形式，反映农民大众翻身做主人的积极乐观的精神风貌。新秧歌剧采取集体创作形式，即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的合作形式。且农民地方方言与现代新名词的融合成为新秧歌剧本台词的重要特点。新秧歌剧中不仅有“一满子”“解不下”等日常方言，还有“减租减息”“民主选举”等时代名词。其贴近农民生活的表演形式属于农民生活经验范畴，且这种浅显易懂的传播方式实现了知识精英编码与农民大众译码过程的高度契合。村落为单位的广场式表演更易于农民大众文化情感的直接理解与反馈。毕竟教育水平低下的乡村社会中，民间戏剧是与民众感官直接相通的娱乐形式，且与其他文艺相比，更易深入民间。^[39]因此，作为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文化互动产物的新秧歌，在满足民众基本书化娱乐需求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塑造了民众崭新的精神风貌与现代价值理念，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文化变革。

知识精英与农民大众的文化互动是个双向过程，这不仅体现在文化素材源于农民生活、文化形式迎合农民作品、文化主题反映农民现实，也体现在知识精英引导农民大众提升审美情趣、转变封建落后的陈旧观念、塑造民主自由的健全人格、增强民族意识、形成现代思想理念，还体现在农民具有文化主体意识，主动与知识精英合作，共同探求乡村社会文化变革的路径。其中民间艺人作为农民大众中的特殊群体，是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传承者。民间艺人通过说书、民歌、戏曲等口头文化形式传递传统儒家观念。对于农民而言，这种口头式的文化形式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这些乡村娱乐一般是在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等民俗仪式上出现。其类型从生活生产谚语到民谣传说，从傩戏皮影到说书社火，都传播着与中国儒家传统相关的伦理道德与历史知识，这对农民价值理念的影响远不是文字教化可比拟的。作为传统文化在乡野的传递者，民间艺人可以说是农民文化观念的塑造者。一般而言，民间艺人既熟知农民的审美需求，又有丰富的乡村文化知识。本就农民出身的民间艺人，其行书形态多是灵活且富有感染力，其艺术身份也深受农民认同。随着新秧歌运动的开展以及知识精英的影响，民间艺人也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一改过去“摇钱记”“仙女下凡”的封建迷信内容，重新开始编演反映农民新生活的主题，^[40]逐渐形成“文化娱乐我承当”的责任意识。^[41]其中说书作为乡村社会流行的娱乐形式，比秧歌剧更受农民欢迎。^[42]在此背景下，边区文协与边区民间艺人合作成立说书组。1947年，说书运动便遍及到了整个边区。^[43]在双方的合作过程中，说书人在知识精英的引导下，逐步自觉将说书活动与时代主题、现代价值理念结合起来，呈现出“劳模”“选举”“科学”等题材的文艺作品，其中知识分子主要负责文字记录，说书人负责初稿创作与演出，双方再合作修改与协商。《张玉兰参加选举》《刘巧团圆》等作品都是知识精英与民间艺人共同合作的结果。以说书人为代表的民间艺人所创作的新作品中，主题涉猎广泛：或是号召民众改变陈规陋习、讲究卫生；或是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或是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或是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民主意识。总而言之，民间艺人作为农民大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知识分子的文化互动与合作过程中，共同促进了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转型。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卷7），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45页。

[2]鲁迅：《鲁迅全集》（卷1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3]曹文汉：《古元传》，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84页。

[4]艾青：《序〈古元木刻集〉》，《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4日，第4版。

[5]曹文汉：《古元传》，长春：吉林美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91页。

[6]David Freeberge，The Power of Images：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 Theory of Re⁃spons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版画》，第23 期，1960年6月24日，第39页。

[8]胡一川：《回忆鲁艺木刻工作在敌后》，《美术》，第4 期，1961年8月6日，第45页。

[9]高文、侯世武、宁志奇：《绵竹年画》，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

[10]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页。

[11]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天津：天津杨柳青书社1991年版，第243页。

[12]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版画》，第23 期，1960年6月24日，第39页。

[13]《边区建设厅关于农户计划的研究》，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馆藏号：6－665。

[14]《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第1版。

[15]张弗予、杨笑萍：《延川的按户计划》，《解放日报》，1944年4月4日，第2版。

[16]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 农业），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8页。

[1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 总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5页。(www.daowen.com)

[18]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56页。

[19]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三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20]《陕甘宁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解放日报》，1942年2月10日。

[2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22]武原、曹爽：《外国人眼中的中共群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6页。

[23]舒强：《新歌剧表演的初步探索》，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第4页。

[24]夏衍：《戏剧抗战三年间——祝三届戏剧节并答各苏联友人》，《戏剧春秋》，1940年，创刊号。

[25]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共产党人》，1940年4月，第6 期。

[26]谢觉哉：《民主政治的实际》，《共产党人》，1940年4月，第6 期。

[27]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蔡畅 邓颖超 康克清妇女解放问题文选（1938—198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2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8页。

[3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4版。

[3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4版。

[33]邓力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页。

[34]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2版。

[3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第2版。

[36]潘逸阳：《农民主体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8页。

[37]李志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38]《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复刊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390—401页。

[39]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21页。

[40]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1949—1979）》，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57页。

[41]韩起祥编，高敏夫、林山等记录：《刘巧团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1页。

[42]韩起祥：《刘巧团圆》，香港：海洋书屋1947年版，第140页。

[43]《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