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主要围绕民族与民主两大主题。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性与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性成为边区乡村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中，在对民族与民主两大主题的逻辑表述上，并非将二者作为对立的概念进行独立分割，而是将二者看作得以实现社会解放的整体策略。民族独立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前提条件，人民民主是实现民族独立的重要途径。具体到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中，则主要体现为乡村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结合。

传统乡村社会深受“男尊女卑”等封建纲常伦理的影响，妇女地位低下，甚至无人权可言。“婆姨不是人”可以说是当时边区妇女的真实写照。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中，妇女作为人的民主权利得到了保障。法律层面上，妇女开始拥有政治权利、财产继承权、劳动权、受教育权以及婚姻自主权。封建社会中，妇女在婚姻、家庭文化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夫为妻纲”“三妻四妾”“缠足”等损害妇女人权的陋俗大量存在。对此，边区不仅制定新式婚姻条例废除买卖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保障妇女婚姻自主权，还颁布专门的《禁止妇女缠足条例》来保障妇女的自身利益。现实生活层面中，乡村社会逐渐形成尊重妇女的风气。劳动能力突出、会处理家庭关系的妇女，成为民众尊重的对象。过去只能围着锅台转的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新型人际关系逐步建立。妇女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开始懂得运用民主权利，不管是争取家庭事务的管理权，还是争取经济、政治、教育等社会参与权，都是妇女作为人的主体意识的体现。

可以说，边区妇女民主权利的获得，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基础，也是体现妇女解放的基本指标。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战时条件下，妇女民主权利的获得、妇女解放的实现，是以民族独立为首要前提的。反过来，民族解放还需要妇女力量的参与、需要妇女解放运动来推动。因此，边区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是相互结合的。边区妇女充分利用其民主权利，成为民族解放的重要参与主体。一方面，边区妇女成为支援抗战的主力。边区妇女在动员亲属参军的同时，还通过加入各种妇女群众团体开展慰问军人、军属的慰问活动。此外，边区妇女还参与到优待抗属的活动中：代耕土地、募捐衣物、帮扶完成农户计划等。边区妇女自身也积极参加自卫军。一般参加自卫军的妇女都是已经放足的妇女。仅1938年年初，边区已经有10000 余名妇女参加自卫军。1939年，参加自卫军的妇女达到近50000 人。^[27]妇女自卫军多是负责运送弹药、修筑工事，以及救护伤员。妇女自卫队为伤病战士缝洗衣物、烧水做饭，甚至在战场上冒死掩护伤员。妇女自卫队还积极参加边区的锄奸团，旨在打击敌军的破坏活动，巩固边区。边区妇女还积极参加社会生产，为保障抗战军人的粮食、物资供给做出了贡献。边区妇女不仅积极交纳公粮，行使公民责任，还踊跃为军人加工干粮、运送柴火，她们有的将自己磨面、纺织挣来的钱捐献出来；有的自发组织缝衣、洗衣队伍。1939年，边区已经有1600 多个缝衣、洗衣组织，有近万妇女参与其中。1941年，边区葭县的120 名妇女共缝制10000 多套军人棉衣。可以说，边区妇女是抗战的重要支援力量。另一方面，边区妇女成为战时生产的主力。边区大生产运动过程中，妇女承担着重要职责。由于妇女已经拥有社会劳动权利，她们开始投身到农副业、手工业等生产过程中，在实现社会经济参与权利的同时，推动着边区乡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边区妇女深受劳动光荣思想的影响，将社会生产作为体现自身公民职责、个人民主权利的光荣使命。再加上当时边区的妇女干部以及妇女组织积极对乡村村女进行实际的生产技术指导与帮助，树立模范作用，因此边区乡村妇女的生产热情高涨。抗战期间，边区有20 万妇女参与纺织，织布近50 万匹。仅1944年，边区的穿衣自给率已经达到47%。农业生产方面，边区妇女不仅帮助男子送粪、打土疙瘩，还亲自参加农作耕种。1937年，边区一半的乡村妇女参加到农业生产中。1938年至1939年，边区乡村妇女开荒近70000 余亩。生产组织方面，边区还创办了专门的妇女生产合作社，主要为妇女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工具，向妇女生活提供日常必需品。截至1944年，边区的妇女合作社成员多达近5000 人，吸纳股金4000万元，设立生产、门市、缝纫等多种机构，成为推动边区妇女生产的重要组织。^[28]总之，妇女在边区社会生产的各个领域，发挥着“半边天”的地位。边区妇女积极投身于抗日的行为反映出其民族意识的觉醒。总而言之，边区妇女不仅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民主权利，还在实际生活中走出家门，走向社会，在践行民主权利的同时，积极参与抗战救国的军事动员、参加战时社会生产、投身抗日救亡的运动之中，推动妇女与民族的双重解放。(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民主性与民族性紧密相连，且这种民主性的社会文化又有鲜明的民族性，即推动着民族解放的深入发展；这种民族性的社会文化也同样具有明显的民主性，即为个体解放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