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下的边区乡村社会文化首先体现出民族性。传统民间戏剧形式开始与抗日内容结合，使其具备民族性。这种民族性的文化被中共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21]

延安时期边区乡村社会文化也同样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所倡导的民族性，即内容上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捍卫民族独立与自尊的文化；形式上体现民族特性与风格的文化；思想上反映农民大众的国家民族意识的文化。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全民团结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是抗战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前提。然而皖南事变的发生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受着分裂危险。在此背景下，中共开始注重通过民族文化形式宣传民族抗日内容，以此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看来，中华民族自身“有着不愿当亡国奴”的革命传统，因此剔除封建糟粕后的民族文化有助于提高民族自信心，从而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22]此外，中共认为应该通过宣传中华民族历史中的英雄事迹，唤醒全民族的爱国精神与抗日热忱。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在对中国民众展开文化进攻，企图从民族心理与文化上奴役国民，宣传亡国灭种的文化教育。而国内学界长期流行宗教神学的人种起源论。对此，中共不仅展开研究活动从学理上推翻日本的文化侵略谬论，还在革命根据地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增强民众的抗战信心。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下的陕甘宁边区，其乡村社会文化自然凸显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性。(www.daowen.com)

延安时期，这种具备民族性的乡村社会文化主要体现在农民大众的娱乐文化中。

抗战爆发后边区的戏剧基本以抗战戏剧为主，旨在向边区民众宣传民族意识。诸如抗战剧团、绥德民众剧团、西北剧团等文艺团体通过创作农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导入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蕴，激发民众的民族情感。当时的边区戏剧中，富有民族特色的秦腔深受乡村民众欢迎。因此，边区的戏剧组织吸收本土演员、采用民族戏剧形式，渗入民族国家的内容，实现“酒瓶装新酒”的戏剧剧目改造。诸如话剧版的《国魂》译名为《中国魂》以彰显中华民族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主题，还将其改编成秦腔以突出边区乡村传统的民族文化形式。《流寇队长》《冲上前去》等抗战主题的新式戏剧的创作皆是取材于民众的现实生活，演员借用民众的服装、戏台再现抗战情境，从而使得观众获得真实的情感体验，向观众提供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同仇敌忾的目标同时，也向观众呈现民族国家、国民应该具有的形象。总之抗战主体的戏剧成为中国演剧运动中“伟大的革命”^[23]，同时也成为推进抗战建国的“最有利的武器”^[24]。乡村民众作为边区抗战戏剧的动态参与者，也直接接受着民族主义的启蒙与动员。这便使得边区民众主体通过反映民族主题的民族戏剧形式，与民族国家这一抽象的概念想象之间形成联结关系。边区的抗战戏剧由于采用了秦腔这一民族形式而深受乡村民众喜爱，从而其所承载的抗战内容易于让民众接受，与抗战救国相关的生产、生活动员也自然更容易影响民众。英雄革命主义作为抗战戏剧的主旋律，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乡村民众的民族情绪与爱国热情。边区的抗战戏剧塑造出的人物，多是有着民族意识、以民族大义为首，甚至不惜牺牲自我的革命英雄形象。边区这种以抗战为主题的民族国家类目的戏剧形式，成就了中国戏剧的黄金时代，边区乡村社会这一重要的戏剧舞台，成为体现民族国家政治诉求的宣传平台。战时背景影响下的戏剧同样肩负着引导民众爱国热情与抗战积极性的重任。毋庸置疑，抗战戏剧的素材源自民众的革命现实，其目的在于树立并巩固民众的民族情感与民族认同，增强民众的抗战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