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边区经济受到封锁，财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实现边区民众生产、生活的自给自足，边区政府号召群众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再加上当时边区乡村社会还处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边区政府不仅通过土地改革政策逐渐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还通过实行农业生产互助组织的形式转变封建性质的小农经营模式。此外，边区政府还通过现代化的农业政策，以改造传统的小生产者的痼疾及其散漫、无计划的小农意识。其中农户生产计划便是中共改造传统边区传统乡村社会成员小农意识的初次尝试。

1942年，边区建设厅便要求县级政府与村级政权联合，帮助农民以户为单位，制订并完成生产计划。此后，农户生产计划迅速成为边区农民生产的主要模式。1944年，边区乡村中参加生产计划的农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13]。在农业生产方面，农户计划是边区各级政权领导制订整体农业生产计划、掌握农业经济的发展状况的重要基础。在乡村社会文化方面，农户计划成为改造边区传统家庭秩序、创建现代民主家庭的重要途径。家庭成员发扬劳动互助传统，以及现代民主精神，改变过去散漫的农作习惯，培养有目标的计划意识，进而使得形成边区乡村社会“健全的细胞”^[14]。农户计划作为集中乡村社会劳动力的重要方法，还是实现乡村社会范围内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的基础。家庭农户计划，具体到每个家庭成员，都会有务农、家务、副业等各个方面家庭的劳动分工；扩大到乡村社会，都会有家庭间的联合与变工合作，以此提高农民个体的经济水平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有组织的计划观念。家庭生产计划成为边区乡村社会合理、有序组织劳动力资源的方式。参与农户计划的各个家庭，为了完成劳动计划而发扬互助传统，联合起来实行变工，以此克服散漫无序的农作习惯带来的低效劳动。农村运输队的变工、纺织的变工、农作的变工等各种合作性质的变工，将乡村社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组织与利用，在推动乡村家庭经济富裕的同时，也提升了家庭成员的计划、合作意识，以及逐渐形成劳动光荣的观念。

家庭农户计划的制订时间一般在春耕期间。乡村政权通过算账的方式了解本乡各家农户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生产量、生产技术等具体情况。在对农户的经济状况进行调研后，乡村政权再与农户协商其未来生产计划以及执行方式。基层政权的党员干部家庭在制订农户计划方面发挥着表率作用。党员干部家庭要向村民公布自身的经济状况与生产计划。在此基础上，还要帮助其他家庭制订、完成其生产计划。甚至有些地区的党员干部由于制订的生产计划低于实际经济水平，受到了村民的批评：“这样的收获量，不怕人笑话吗？”^[15]这其实反映了边区乡村民众接受了农户计划模式，并将农户计划的制订与执行结果作为一种衡量个人劳动能力的标准，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民传统散漫意识的瓦解、计划意识的树立，以及贱视劳动心理的破除、劳动光荣意识的确立。

劳动光荣这一现代意识的塑造，离不开乡村社会的劳动英雄。如果说家庭农户计划逐渐成为衡量个体劳动能力的标准，那么劳动英雄家庭的农户计划则明显高于这一普遍标准。成为乡村大众完成劳动计划标杆的劳动英雄，通过带头开展劳动竞赛，激发乡村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塑造劳动光荣的现代理念。(www.daowen.com)

马克思主义强调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作用。“劳工神圣”的口号伴随着五四运动后深入人心。延安时期，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共，在领导边区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开展农户计划、劳动英雄运动来推广劳动光荣的现代理念，改造传统乡村社会存有的“贱视劳动”的意识，即认为劳动是“受苦人”的宿命的错误思想，让农民认识到劳动并不下贱，“好好劳动，也可以致富发家”^[16]。传统乡村社会中，农业生产劳动俗称“受苦”。延安时期，那些在大生产运动中劳动能力突出的个体与家庭被作为“劳动英雄”“模范家庭”在边区社会推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社会地位也得到提高。边区政府专门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并将劳动英雄的肖像画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肖像共同挂置在大会主席台上；中共领导人专门宴请劳动英雄并为其题词。此外，劳动英雄运动在边区的党政军机构都得到全面推广，劳动英雄还有机会被边区各级政府聘请为议员。劳动英雄所受到的政治礼遇与社会尊重，体现出劳动英雄是边区新社会的“状元”，劳动在边区新社会可以受到“无上的尊重”^[17]。经受过表彰仪式的劳动英雄进一步将这种社会荣誉感转化为社会责任感，积极组织乡村劳动力，主动帮助农民制订并完成农户生产计划。在这种背景下，乡村民众在逐渐树立劳动光荣意识的同时，其竞争心理也得到调动。乡村民众通过与劳动英雄开展劳动竞赛，证明他们也有机会成为劳动英雄，自己与劳动英雄之间并没有太大差距。这种争先恐后的劳动竞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乡村社会劳动力的提高，相应的农户生产计划衡量标准也得到提高，从而推动整个乡村社会生产的发展、劳动光荣理念的普及。

此外，劳动英雄运动也带动了边区乡村社会妇女文化的发展。具体而言，边区的乡村妇女在劳动光荣理念的影响下，开始走出家庭，主动参与到社会生产活动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习俗发生明显改变。边区乡村社会中，妇女普遍地参与到生产中。上自年迈老妪，下至年幼女童，都卷入生产运动中。抗战时期，边区便有20 万妇女参与到纺织生产中^[18]。妇女成为纺织、农牧业、副业中的主力，妇女劳动英雄也层出不穷。抗属英雄、纺织英雄、农业劳动英雄等各种英雄名号的出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乡村妇女的生产积极性。乡村妇女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其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也得到明显提高。经济上的独立也催生了其思想解放。乡村妇女们认为边区成为“妇女出了头的世界”^[19]，传统的缠足陋习显然已经成为妇女参加劳动的现实阻碍，因此放足运动也相应得以顺利开展。深入人心的劳动光荣观念，也使得乡村民众自然而然不再将大脚妇女作为嘲讽对象。

与此同时，劳动光荣的观念与劳动英雄运动的开展，同样促使边区乡村社会家庭文化的发展。农户计划的开展在转变传统家庭散漫、无序意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劳动英雄运动的开展则使得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关系向以劳动互助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转变。原本封闭、分散的个体家庭的农作习惯逐渐被乡村范围内普遍性质的劳动互助方式取代。乡村中的不同家庭开始密切彼此联系，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互助组织进行生产合作。分散的小农家庭生产被有组织地普遍地纳入集体生产合作中，生产力在得到有效组合与配置的同时，也改变着乡村松散、封闭的小农生产模式，逐步形成家庭与家庭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在生产、生活上的互助与联合。劳动英雄运动除了带头开展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互助运动外，还促使整个乡村社会形成集体帮助弱势家庭的风气。劳动英雄带动下的乡村劳动组织自觉帮助移难民家庭、抗属家庭、残疾人家庭代耕生产，甚至不计报酬。他们秉承“不能个人主义”的观念，对克服农民自身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起到重要作用^[20]。在劳动英雄的带动下，不少乡村发展成为模范村，农户间的生产互助与联合发展成为全村范围内的劳动合作运动，这样就使得整个乡村社会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劳动光荣观念与互助合作观念，封闭、自私的小农意识得到有效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