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共文艺工作者为边区乡村社会民众娱乐生活注入新的活力，使得乡村社会的娱乐文化获得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文艺团体种类繁多，其中边区民众剧团作为中共领导的首个戏剧团，多次在乡村考察，运用农民喜闻乐见的秦腔传统戏剧形式表演抗日题材的。1937年，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这些文艺团体除了向边区党员以及战士受众群体外，还有边区乡村社会的普通民众。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中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这可谓是边区乡村社会娱乐文化变革的真正关节点。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娱乐活动首先是要为工农兵服务，工农兵是边区娱乐的主要参与者、创造者。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联系。1942年，抗战处于艰难时期，边区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对抗日前景产生悲观情绪。中共为了坚定民众抗日决心与热情，鼓舞民众的抗日信心，便号召文艺工作者下乡、深入群众内部进行文艺宣传，丰富乡村社会民众的娱乐生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救国奠定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共可以说是现代娱乐文化的传播者，中共党员干部以及文艺工作者比边区乡村社会具备更多的娱乐主动性，但中共一直致力将农民大众纳入现代娱乐生活中，使得农民、士兵成为边区娱乐文化生活的主体。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明确指出边区的戏剧专家、音乐专家、美术专家应该关注农村中的小剧团、群众的歌唱、群众的艺术。^[11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乡村社会娱乐活动产生巨大变革，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秧歌运动。鲁艺文艺团体创作的《兄妹开荒》标志着新型秧歌剧的产生。原本带有祈福、辟邪性质的古老歌舞焕发出新的活力。据统计，边区当时的秧歌观众人数达800 万，且每1500 人中便有一个秧歌队组织。^[115]传统秧歌本身就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再加上改革后的新秧歌简易的表演动作易于模仿，男女老少围成一圈载歌载舞，内容更多是与时局相关，主题或是农业合作，或是宣传抗日。其深受农民群众的喜爱。^[116]除此之外，其他传统娱乐形式也得以革新。近代之后，传统民歌开始出现反映时代变化的题材，例如《打倒列强》《种洋烟》等歌曲都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主旨。陕甘宁边区成立后，传统民歌开始出现红色歌谣这一类型。《红军到庆阳》《翻身谣》《军民大生产》《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解放区的天》等数百首红色歌谣成为边区乡村社会娱乐文化的崭新形式。

边区娱乐文化因为中共的介入，而具有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毛泽东认为革命文艺作为文艺的一部分，也是革命事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7]中日民族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民族团结、救国抗日的核心政策。因此，中共领导下的边区乡村社会娱乐文化的主题基本是凸显民族性以及民众生活的改造。

边区乡村社会娱乐文化社团组织种类空前繁多。除了边区专门的文学、音乐、美术等团体外，中共组织了大量直接为乡村社会成员服务的娱乐文化社团组织。1938年，田间、柯仲平等中共文艺工作者组织了街头诗运动，即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书写民众耳熟能详的口头诗歌，并将这些短诗张贴到街上，以最大限度地感染民众，丰富民众的娱乐文化生活。

文学类乡村社会娱乐文化社团中最为典型的是群众性诗歌组织——战歌社，该社团旨在将诗歌与民众结合起来，基本每周举行一次诗歌朗诵会，并鼓励民众积极创作大众诗歌。戏剧类的乡村社会娱乐文化社团的代表便是边区民众剧团，成员方面，“工、农、学生都有”。该剧团创作的戏剧中，既有《好男儿》《中国魂》《干到底》等动员抗日的戏剧，也有《穷人恨》《一家人》《三岔口》等反映国民党压迫民众的戏剧，还有《两家亲》《大家欢喜》等反映边区民众新生活的戏剧。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乡村巡演，深受民众欢迎。且在其影响下，陇东、三边等分区也相继建立了民众剧团。1938年10月，延安成立烽火剧团，下设五个分队，常年深入乡村，通过戏剧在丰富民众娱乐生活的同时，宣传动员民众抗战。延安时期，陕西本土秦腔也崭露头角，中共文艺工作者对传统秦腔进行改良，创作了《徐州起义》等经典剧目。此外，由鲁艺研究院的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白毛女》成为激励边区乃至整个中共解放区民众抗战救国的新式歌剧。该剧堪称中国新歌剧的开端。边区还相继成立延安歌剧社、锄头剧团、西北文艺工作团等由乡村民众参与的、反映乡村民众生活现状的戏剧作品。1941年至1942年，是边区话剧最为活跃的时期。《太平天国》《钦差大臣》等作品在延安戏剧节上，广受好评。边区美术类的娱乐文化社团主要是边区美术工作协会。该协会成立于1939年2月。该协会在边区举行过数次展览会。1938年9月的“九一八”展览会上展出数百幅木刻作品，民众多达3000 人。1941年还多次举办画展，其中在8月份展出民间绘画、雕塑、剪纸等数千件作品，连续展览九天，深受民众欢迎。此外，美术协会的成员还创作大量民众生活的连环画、年画等，其中《丰衣足食》《识一千字》等年画，深受农民喜爱。

边区音乐类娱乐文化社团组织包括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民歌研究会、作曲者协会以及青年大合唱团等。这些音乐组织中，仅鲁艺学院就创作了上百首贴近民众的文艺作品。《农村曲》《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等作品，通过新颖的新式吸引到乡村民众，不仅丰富了大众的娱乐生活，还提升了大众的娱乐审美水平，更为重要的是激励大众抗战救国、翻身革命的决心。边区成立的美术团体中，文协的新洋片组最为活跃。1944年至1948年，新洋片组一直往返于边区各个乡村，且常收到来自农民群众的“群众喉舌”的赞誉。

边区的乡村文艺活动，深得男女老少的喜爱。边区民众剧团舞台的对联为：“中国气派，民族形式，工农大众，喜闻乐见”；“明白事理，尽情尽理，有说有笑，红火热闹”。中共中央在边区创建的首个剧团为列宁剧团，后又被改成抗日剧团。该剧团继承了中央苏区时期的革命文艺传统，创作出《丰收舞》《侵略》等反映抗日与革命主题的作品。时任女团长的杨醉乡带领剧团到边区23 个县的偏远山区演出《送哥哥当红军》《锄头舞》《上前线》等几十个节目。^[118]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深入乡村社会，这使得乡村社会的娱乐活动空前活跃。其中最为活跃的娱乐活动便是新式的民间戏剧——大秧歌运动。1943年，鲁艺编排的《兄妹开荒》受到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这一时期见报的秧歌剧就多达400 种。此外，群众自发组织的秧歌运动更是普及到边区乡村社会。1944年，延安民间性质的八大秧歌队在杨家岭演出。关中分区的《跑红灯》、三边分区的《破除迷信》、陇东分区的《减租》《张连卖布》等，体现的正是整个边区乡村社会丰富多彩的群众性文艺娱乐活动。

中共对传统民间戏曲也进行了改革。毛泽东为延安平剧研究院的题词“推陈出新”，该题词成为边区戏曲改革的指导方针。边区的平剧院基本都是反映抗日救国的新型戏曲。例如《松花江》《夜袭》《边区自卫军》等多是唤醒民众爱国热忱的作品。与此同时，平剧院还出演诸多传统经典民间戏剧，《四郎探母》《打渔杀家》《宝莲灯》等都颇受民众欢迎。其中平剧院重新编演的《三打祝家庄》成为边区平剧革命的典型。不仅如此，由柯仲平等带领的民众剧团，通过陕西传统的秦腔形式，结合时代特征，创作出《血泪仇》《穷人恨》等反映边区民众心声的优秀作品，因此深受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的欢迎。话剧艺术也是在边区时期才被民众所熟知。1937年至1949年期间，仅延安地区就上演了135 个话剧。其中喜剧《抓壮丁》几乎轰动整个边区。^[119]

人民抗日剧社在各乡村巡演后，民众反映：“你们的剧舞真的把我迷住了！就是不吃饭都想看。”^[120]锄头剧社在表演之余，还教民众话剧。妇女、儿童也会主动请教文艺工作者如何唱歌、识字。因此，这些文化社团在民众中口碑甚好。^[121]

可以说边区的文化社团组织在丰富乡村社会民众的娱乐生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诸如传单诗、枪杆诗等街头诗歌，深受民众欢迎。诗人艾青号召百姓自己创作诗歌、“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122]。在此影响下，边区民间诗人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成为百姓自创诗歌的典范。三边分区的农民李季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被称为是“农民文艺翻身的响亮的信号”；李季本人则被称赞“不是天生之才，而是地生之才，是大地和人民之子”^[123]。民间艺人韩起祥等人自发组成说书组，在边区文协的帮助下，编演了诸多优秀剧本，其中《刘巧团圆》《反巫神》等评书深受老百姓欢迎，他们走乡串户巡演新型评书，在丰富乡村民众娱乐生活的同时，还有力宣传了民主生活、破除封建迷信。乡村民众最喜在逢年过节时耍社火、扭秧歌、唱大戏。这是民众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配合繁重的农作劳动以解乏，还鼓舞其生活、工作热情。可以说，这种娱乐文化是乡村民众的权利，也是他们寄托美好生活愿景的载体。中共领导下的各种文化团体成为边区乡村社会娱乐文化变迁过程中的重要革新力量。

【注释】

[1]梁景和等：《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嬗变研究（1919—1949）——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娱乐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1页。

[2]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页。

[3]严辰：《信天游选》，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1年版，第16页。

[4]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宜川县志》卷二十三《风俗志》。

[5]横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横山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13页。

[6]延安地区群众艺术馆编：《延安地区民歌》。

[7]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8]劲挺：《延安风土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页。

[9]姬乃军：《黄土魂——陕北民歌纵横谈》，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0]洪彦霖：《清涧的婚姻习俗》，《解放日报》，1942年11月3日。

[11]洪彦霖：《清涧的婚姻习俗》，《解放日报》，1942年11月3日。

[12]丁世良、赵放：《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北卷）》，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13]《从七十六个妇女结婚年龄说起——妇女早婚的调查》，《解放日报》，1942年2月1日。

[14]民国三十三年铅印本《宜川县志》卷二十三《风俗志》。

[15]民国时期《洛川县志》卷十三《风俗志》。

[16]履夷：《婚姻改良论》，《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5月第1 期。

[17]韩延龙、常兆儒：《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1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页。

[18]《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委会：《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印刷厂1994年印刷。

[19]党音之：《陕北民歌精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20]鲁迅文艺学院编：《陕北民歌选》，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88页。

[21]周民英：《婚事》，《解放日报》，1940年10月31日。

[22]鲁迅文艺学院编：《陕北民歌选》，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210页。

[23]康明：《离婚的申诉——安定妇女生活底一角》，《解放日报》，1941年7月16日。

[24]秦燕、岳珑：《走出封闭：陕北妇女的婚姻与生育（1900—1949年）》，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6页。

[25]岳珑：《陕北婚姻习俗》，《华夏文化》，1997年第2 期。

[26]民国时期《米脂县志·辑余》。

[27]《米脂县婚丧节约具体办法》，《解放日报》，1945年2月19日。

[2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4页。

[29]党音之：《信天游五百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胡永恒：《陕甘宁边区离婚法实践》，《史学集刊》，2011年第1 期。

[31]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7页。

[32]韩延龙、常兆儒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第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08页。

[33]《抗属模范李桂英》，《解放日报》，1944年2月14日。

[34]李桂梅：《家庭文化概论》，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35]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36]《子洲县志》，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556页。

[37]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38]柴树藩、于光远：《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8页。

[39]秦燕：《陕北黄土高原的村庄与社会变迁（1368—194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7页。

[4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0页。

[41]张宪文、张玉法：《中华民国专题史·地方政治与乡村变迁》，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8页。

[42]章英华：《中华民国发展史：社会发展》（上），台北：政治大学、联经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66页。

[43]洪彦霖：《家户之间》，《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6日。

[44]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学术前沿》，2012年第3 期。

[45]吴殿甲：《襄垣李来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样建立的》，《解放日报》，1994年8月9日。

[46]《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

[47]王造时：《中国问题的分析》，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6页。

[48]民国时期《续修葭县志》卷一《祀典》。

[49]民国时期《米脂县志》卷四《风俗志》。

[50]民国时期《洛川县志》卷二十三《风俗志》。

[51]马昌仪：《中国灵魂信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85页。

[52]秦燕、胡红安：《清代以来的陕北宗族与社会变迁》，西安：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页。

[53]雷志华、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3页。

[54]《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解放日报》，1944年8月25日。

[55]《陕甘宁边区妇联会第二次扩大执委会大会决议》，《中国妇女》（第二卷 第九期），1941年2月8日。

[56]《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1940年1月15日，第22页。

[57]《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1940年1月15日，第19页。(www.daowen.com)

[58]《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1940年1月15日，第22页。

[59]《号召妇女同胞参加冬学运动》，《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1940年1月15日，第3页。

[60]苏华：《获得民主权利的陕甘宁边区妇女》，《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七期），1939年12月12日，第5页。

[6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62]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页。

[63]《新文字运动怎样开展着》，《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2日。

[6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65]马东霞：《红色土地上的陕北民歌》（上），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页。

[6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37—1945年）》，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67]《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1940年1月15日，第19页。

[68]《关中岭底村的一揽子民办学校》，《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5日。

[69]《志丹民众办教育的三种》，《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

[70]马可：《夫妻识字 秧歌剧》，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

[71]《刘佩珍识字班》，《解放日报》，1944年10月31日。

[72]《延安县召开扩大干部会商讨动员学生入学 神府冬学工作布置妥当》，《解放日报》，1941年11月。

[73]《三边情形之四——塞外的建设》，《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日。

[74]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4页。

[75]《葭县一九四四年教育工作总结报告》，佳县档案馆。

[76]《边区政府关于今年冬学的指示信》，《解放日报》，1944年6月12日。

[77]《三边情形之四——塞外的建设》，《解放日报》，1941年7月17日。

[78]《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运动通讯》，《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四期），1939年9月30日。

[79]《陕甘宁边区突飞猛进的女子教育》，《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八期），1940年1月15日，第22页。

[80]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

[8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8页。

[82]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83]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八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

[84]《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中国妇女》（第一卷），西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85]《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中国妇女》（第一卷），西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86]《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运动通讯》，《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四期），1939年9月30日。

[87]《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运动通讯》，《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四期），1939年9月30日。

[88]《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运动通讯》，《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四期），1939年9月30日。

[89]《妇女动态简报》，《中国妇女》（第二卷 第四期），1940年9月10日。

[90]《陕甘宁边区妇女生产运动通讯》，《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四期），1939年9月30日。

[91]《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中国妇女》（第一卷），西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

[92]秦芙：《延安妇女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纪实》，《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九期），1940年3月8日，第16页。

[93]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妇女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94]《新中华报》，1938年9月30日。

[95]《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摄影之二——在运动会上》，《中国妇女》（第一卷第十、十一期），1940年4月25日，第12页。

[96]《延安“三八”节纪念大会摄影之三——妇女展览会》，《中国妇女》（第一卷第十、十一期），1940年4月25日，第16页。

[97]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在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

[9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9页。

[99]李鼎铭：《关于文教工作的方向——在陕甘宁边区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报告》。

[100]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01]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部分》（下），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7页。

[102]张琴秋：《怎样开展边区的保育工作》，《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十、十一期），1940年4月25日，第28页。

[103]慰沐：《从征行——由延安至岚县》，《中国妇女》（第一卷 第一期），1940年3月。

[104]孟庆树：《改变工作作风》，《中国妇女》（第二卷 第四期），1940年9月10日，第6页。

[105]程裕桢：《中国文化要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版，第377页。

[106]《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电影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107]王杰文：《仪式、歌舞与文化展演——陕北、晋西的“伞头秧歌”研究》，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108]郭玉琼：《发现秧歌：狂欢与规训——论20世纪40年代延安新秧歌剧运动》，《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06年第1 期，第249页。

[109]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110]屈曌洁：《陕西地方剧种》，西安：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111]屈曌洁：《陕西地方剧种》，西安：陕西出版集团、太白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

[112]齐杜祥编著：《庆阳特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卷》，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第107—112页。

[113]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1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864页。

[115]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年版，第347页。

[116]〔日〕铃木传三郎著：《日本俘虏在延安：一个“老八路”和日本俘虏的回忆》，刘国霖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11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5页。

[118]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68—371页。

[119]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373—376页。

[120]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121]《新中华报》，1938年7月23日。

[122]艾青：《民众街头诗运动》，《解放日报》，1942年9月27日。

[123]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著：《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页。